有中国国籍的韩国人集中的地方有哪些?他们的习俗是什么?

中国和朝鲜是一衣带水的邻邦。自古以来,两国人民就不时跨越边境。近代以来,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大量朝鲜族人口迁移到中国东北地区,在那里劳动、生活、繁衍,为东北边疆的开发做出了巨大贡献。本文所描述的朝鲜族移民不仅包括迁移和流动人口,还包括已加入中国国籍的在华朝鲜族和未加入中国国籍的朝鲜族。

一、东北新移民的社会群体

1840年鸦片战争的硝烟和1876年江华条约的签订,分别结束了中国和朝鲜闭关锁国的时代,被迫打开国门,开始步入现代社会。前者逐渐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者成为殖民地社会。近代以来,大量韩国移民移居中国,这一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主要阶段:

1阶段是从1840的鸦片战争到1910的日本吞并朝鲜。这一时期移居中国东北的朝鲜移民主要是因“地酸人厚”和“灾害频发”而寻求生计的自由移民,并初步形成了朝鲜移民聚居的村落和集镇。第二阶段是从1910年日韩合并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这一时期,朝鲜族爱国人士主要向中国迁移,形成了以延吉、丹东等城市为中心的居住在中国东北的朝鲜族群体。第三阶段是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的八·一五光复,主要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强行迁徙。这时,从南到北,形成了东北朝鲜人聚居区。1945“八·一五”光复后,部分因朝鲜国内政治原因被迫移民或迁居的人返回朝鲜半岛;留在中国的民族,以1阶段迁入的自由移民为骨干,以第二、三阶段迁入并永久居住在中国并加入中国国籍的人为主体,形成了中国朝鲜族。

在百年的历程中,东北地区朝鲜移民的增长大致如下:1845-1880期间,年均增长约500-600人;1881-1909期间,少则数千,多则数万;1910-1918约为21,000人;1919-1930约为17 000人;1931-1936期间,约为4100()人;1937-1945期间,四川约有94000人。韩国移民移居中国东北,有过几次高潮。1时间是19年的60年代以后,朝鲜频繁发生前所未有的洪水、早灾和虫灾,饥民为了生存而逃往中国东北。第二次是1910年日韩合并后,韩国移民“扶老携幼助乞丐,迁居满洲”的人数与日俱增,而每年数万爱国人士中的多数逃往海外,每年数以千计的儿童”L2l,形成了历史上罕见的民族人口迁徙趋势;第三次是1935到1944。为了分割“大东亚* * *光荣圈”,把中国东北变成其扩大侵略的粮食基地和军事大后方,日本采取强制移民政策,使大量朝鲜人以团体、集会、分散的形式移居中国东北。据不完全统计,从1937-1944年,有30856户、147744名韩国人被日本强行移民到东北[3]。10年间,东北地区的朝鲜族移民增长速度最快。总的来说,朝鲜人向东北的流动和迁移从未停止,并且一直在迅速增长。

朝鲜移民向中国东北迁移的过程有所不同,大致迁移路线如下:一是跨过鸭绿江迁移;二是通过图们江转移人口;三是把沿海各州和西勃利屯地区的人移过乌苏里江或黑龙江。朝鲜族在中国的迁移过程也是一个自然分布过程,逐渐形成了以延边为中心沿鸭绿江、图们江、绥芬河流域由南向北的三个移民群体聚居区,并逐渐向北部和西部延伸,再向东北迁移扩散。分布广泛,几乎遍布东北各地,以吉林省为最多,以丛林省延边地区为最多。以1934为例:剑道省421950,绥东省83930,奉天92703,锦州省9291,吉林省36810,三江省1451。北兴安省853人,西兴安省III人,关东县2481人[41o 1929],朝鲜东北移民597677人,其中延边388976人(51)。中国东北的朝鲜移民主要居住在农村和小集镇。据统计,1936年,冀北、齐齐哈尔、奉天等东北12大城市的朝鲜移民人口仅为33912,而当年朝鲜移民总人口为8759)。

朝鲜人擅长种植水田,所以他们的迁徙和分布多在河流冲积平原或河谷和河套平原。辽宁省朝鲜族移民主要分布在鸭绿江、F河和辽河流域。吉林省朝鲜族移民主要分布在图们江、鸭绿江中上游和牡丹江上游。黑龙江省朝鲜族移民主要居住在绥芬河、牡丹江中游、松花江、嫩沙_等流域。作为移民,韩国移民大多居住在交通便利的铁路沿线。1929年,东北地区朝鲜移民总人口为519276,南满铁路[710]沿线有39个531人,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从1910-1926朝鲜族移民的情况来看,总人口为296940人,126974居住在延边,11324居住在通化、三水、宽甸。

从居住在东北的朝鲜移民的来源来看,近代以来,中国东北的朝鲜移民最初来自贫穷的朝鲜平安南北道和景贤南北道。由于后来实行“老民殖民鲜,鲜民殖民满”的政策,朝鲜的失地农民越来越多,于是越来越多的南北韩农民移居中国东北。总的来说,在地理位置上靠近朝鲜半岛的鸭绿江和图们江以北地区,朝鲜北部移民多,韩国南部移民少。在距离朝鲜半岛更远的中国东北地区中北部,来自韩国的移民较多,来自朝鲜的移民较少。

就职业结构而言,旧朝鲜合并前,朝鲜移民因生计不佳而移居中国,多为农民。但“老韩合并”后,政治因素成为了很重要的迁人原因。因此,这一时期的移民不仅限于农民,还包括工人、知识分子、军人等各行各业的人,但主体仍是农民。比如1937朝鲜移民在中国东北的职业状况如下:农牧业527435,商业40554,工业30028,矿业5327,水产养殖业5430,交通运输业5097,政府雇员7586,军事机关209,陆海军132,教育365438。文艺593人,宗教15611,其他职业12 181,家务62825,无业儿童和老人55013[9]。

从阶级结构的变化来看,东北朝鲜族移民多为劳动人民,多为贫苦农民和工人。以延边地区朝鲜农民阶级结构的变化为例,1927年地主、自耕农、自耕农和佃农的比例分别为8%、36%、32%和24%,1934年分别为0.5%、25%、25.5%和49%[l00]由于这一移民群体一直处于弱势阶层,生活水平低下,古代民间自发的社会互助组织“齐”在* * *通过“气”的相互帮助,共同劳动谋生。最初朝鲜移民向东北迁移,虽然打破了原有的“定居于地”的观念,但削弱了移民原有的宗族集团力量。大家要齐心协力,开荒拓地,一般要组织“渡荒地”、“都烈”、“皮纳西”等互助“事迹”。20世纪20年代以后,随着朝鲜农民租佃的增加趋势,“地契”发生了结构性变化,从单一到多元,从简单到复杂。在保留“牛承包”、“农业财产承包”等原有组织形式的基础上。在业力的形式下,建立了“木匠契”和“石匠契”。以血缘组织了“门契”;地缘关系形成的“穴契”。为了便于管理,建立了婚姻契约、丧葬契约、奖学金契约、夜学契约,用于育人促学、婚丧嫁娶、扶贫济困。随着商品货币的渗透,“契约”的管理方式和运作方式也相应发生了变化。原来的“契约”有自由的相互劳动,已经被货币补偿所取代。对于耕牛和非耕牛的区别,多劳少得,往往用现金来补偿和抵消。此外,各种形式的互助需要成员缴纳“租赁费”,并将“租赁”的“存款”以一定利率借给组织成员用于公益事业。这有利于资金的流动,缓解生产生活资金的短缺。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齐”在移民之间建立了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壮大了朝鲜移民的社会群体。。

二、朝鲜移民在中国东北的经济文化生活

韩国移民在移民初期,还保留着一些传统习俗,如主食以大米和辣白菜为主,衣着以白色或浅色为主,多吃棉麻料,狗肉、凉面、糕点和咸菜等。,他们的房子基本上保持了传统的单间、双人间和三间房的形式,他们喜欢荡秋千和摔跤等民间体育活动。20世纪初,来自中国东北的朝鲜族移民生活在转型期中国的社会环境中,朝鲜族的社会生活也发生了变化。比如19年底之前,韩国男人一般都住在戴笠。20世纪后,开始穿西装,西方毡帽,学生帽,鸭舌帽。20世纪以前,韩国男女主要穿凉鞋、麻鞋和木屐,20世纪30年代开始穿胶鞋和皮鞋。衣服也从单一的白色材质变成了多种颜色。发型上,男青年开始留发,女青年开始烫发。总的来说,家庭结构已经从四世同堂的大家庭逐渐转变为以一对夫妇为主的核心家庭。韩国移民移民初期,他们的风俗习惯仍然留下了浓厚的封建礼教和迷信的痕迹。比如大家庭制度,宗法制度,妾制,男尊女卑。到20世纪初,朝鲜人民开展了文化启蒙运动,反对父母的绝对权威,反对早婚、包办婚姻,废除纳妾,提倡男女平等,逐步废除了丈夫随意抛弃妻子、禁止妇女再婚、男女不共座、妇女不随意外出等陋习。总之,朝鲜人民通过改造旧的和吸收新的,逐渐发展和形成了自己的民俗文化和生活习惯。这些也丰富了东北民俗文化,是东北地域文化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朝鲜人民有着尊师重教、发展民族文化教育的优良传统。早在19的八九十年代,居住在延边和东东路的朝鲜族就开始兴办一些私塾和学校。延边的龙井成为海外朝鲜族移民的文化教育中心,包括中国东北的朝鲜族,甚至俄罗斯的西伯利亚。1韩国新学校——瑞讯舒舒于1906年在龙井成立。它革除了封建教育的弊端,是新式教育的开端,也是抗日国民教育的摇篮。此后,中国东北各地建立了许多新的朝鲜族国民教育学校。到1916,东北三省共有私立中小学238所,在校生63000余人[[ii]]。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中国东北的14年间,东北朝鲜族的教育因实行奴化教育而遭到极大的破坏。但他们坚持用现代新文化知识教育学生,反对封建伦理道德,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发展和继承了朝鲜民族文化教育为[任]。抗战胜利后,东北朝鲜族的教育有了很大发展。以延边五县为例,1946的学校数量已经发展到65所,在校生9.8万余人。中等教育从抗日占领时期的5所增加到41所,在校生达到1.1.0000人。10多万人在朝鲜族聚居的培、延边、吉林、通化、牡丹江等地开办了高级师范学校和高中班。在发展高中教育的基础上,1949年4月在延吉成立延边大学(朝鲜大学)。智边大学是一所新型的乌克兰大学,涵盖文、理、医、农等多个学科。它的建立是韩国教育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初步形成了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国民教育网络[12];

近代朝鲜移民流向中国东北,与中国东北的开发建设基本同步。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潜水开垦荒地。然而,朝鲜民族的祖先们冒着艰辛,为这片黑土地的开发建设做出了不朽的贡献。据珲春农垦总局调查,1881年朝鲜族聚居的边境地区耕地面积已达27815[13];1907年延边和玉龙所辖的汉族和满族人口只有264人,而朝鲜族达到5990人,其耕地面积为25501 [147]。朝鲜鱼民不仅披荆斩棘,开辟新的疆域,建设新家园,而且积极尝试种植水稻,是东北水稻种植的开山鼻祖。而r东北其他民族兄弟传授和推广水田耕作技术,很少使稻区遍布东北。就像当时很多人说的:“(东北朝鲜农民)早耕了60%以上,水占了30%以上。就水田而言,民国十年东北三省的耕种面积约为40万亩,水稻收成达130石。其中,韩国人的勤劳交流约占80%。其对三省的巨大贡献可想而知',[15]。据统计,到20世纪20年代,吉林延边1009水田,通化85%水田,黑龙江100%水田,X省开原90%水田,荥经、沈阳85%水田,抚顺80%水田,丹东70%水田。《早报》1845年,朝鲜平安北道初山郡的80多名农民进入练江,在浑江流域的下楼河和宽甸郡太平哨种植水稻,这是近代中国东北地区水田开发的最早记录。187年,朝鲜移民在辽宁省桓仁县下甸子尝试种植2种水稻,获得成功。1883年,通化小湾沟的金华游等韩鱼移民,也在六合三元铺种稻成功。很快三元铺地区成为著名的朝鲜移民聚居地和产米区。随着朝鲜移民向北部和西部的不断发展,水稻种植实验区逐渐向北部和西部发展。黑龙江省水田开发较晚,20世纪20年代中期至20世纪末,面积7万亩(L17J)。在开发水田的过程中,朝鲜很多人修建了一批水利工程,促进了东北水利灌溉技术的发展。其中,程潇总干渠、四合总干渠、启智总干渠、正义总干渠、水曲柳总干渠、黑龙江木兰县尖山子灌区等多处水利工程仍在使用。朝鲜移民在东北地区积极引进和种植水稻新品种,主要有红光头、红毛子、万年、大元、天台、庆生、北海、札幌赤治、小田四郎等。朝鲜移民不仅把朝鲜式的水稻种植技术带到了东北,而且根据东北的气候和土质,因地制宜地改良了原有的水稻种植技术,创造了适应东北自然条件的寒地水稻种植技术。这样,水稻产量大大提高了。1921年满洲里水田面积30 323,水稻产量939 920吨[1g]。到1930,满洲里水田面积为98 140,水稻产量为1540 350吨[19]。朝鲜移民来到东北开发水田,种植水稻。东北人才看到并吃到了“西溪鲜膏”(当时人们对大米的称呼),丰富了人民的饮食结构。最重要的是改写了近代东北没有水稻种植和栽培的历史,改变了以旱地为主的单一种植结构,使农业种植多样化,粮食产量大大提高,促进了东北商品粮基地的建设。

受“重农抑商”传统观念的影响,朝鲜移民来到中国东北,受到当地与外国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关系的冲击,经历了工商业从无到有的发展过程。以丹东为例,1927有10多个韩国产业,1939有10多个韩国产业。在商业方面,从1927年开始,丹东有9家韩国贸易公司、18家商店、5家旅馆、8家餐馆和1家理发店,在1939年建立了近100家企业。这一时期,由于许多朝鲜城市的工人和商人}1f1迁入,东北地区形成了一些以朝鲜族为主的具有民族特色的小城镇。这些小城镇的商品交换越来越频繁,国民经济日益发展。延边有龙井、南阳坪、二道沟、百草沟等农产品和手工艺品交流集散地,在珲春、宽甸、新宾、临江、吉安等县形成了朝鲜街。为以后东北少数民族特色城市的发展和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此时东北朝鲜族移民聚居地区的贸易主要是与俄罗斯和日本,贸易额也在不断增加。以延边为例,1925的出口总额不到400万元,1927的出口总额为9287052元[2110]。这一时期韩国移民的经济发展虽然带有浓厚的殖民色彩,但客观上加强了地区间的联系,促进了东北萨斯喀彻温省的经济发展。

三,东北新移民的社会经济文化特征

近代东北朝鲜族移民在长期的社会生产和社会活动中,由于特定的历史环境和其他民族、国家的影响,继承和发展了自己的文化传统,形成了自己的经济文化特色。

1.朝鲜族移民人口大多集中在大小河流流域和平原地区。这主要是因为移民来自农民,从事农业,擅长种水稻。同时,他们大多居住在铁路沿线及周边,便于迁移和流动。居住相对集中,有很强的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

2.中国东北的朝鲜移民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强意识。少数朝鲜移民是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60年代李王朝统治下破产的农民和灾民,即难民。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65438年至90年代被迫流亡在中国的被征服民族中。1876年日本帝国主义逼迫李朝签订《江华岛条约》后,特别是1910年韩国被日本吞并后,大量移民作为近代东北的拓荒者,在不屈不挠的抗日斗争中表现出了朝鲜民族的坚忍不拔。

3.具有双重爱国情怀,自觉肩负起双重使命。近代以来,朝鲜移民与中国人民一起承担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这些斗争之一是作为朝鲜民族争取朝鲜的民族独立;首先,作为生活在中国的少数民族,他们为保卫中国的领土而战。简而言之,朝鲜人民肩负着争取朝鲜独立和中国解放的第二任期。朝鲜人民在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逐渐把自己的命运与中国革命的前途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与共产党的斗争中,与汉族等其他民族建立并加强了血肉联系。朝鲜人民在历次革命运动中都表现出极大的革命热情。他们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4.朝鲜移民流入中国东北,与东北发展基本同步。清末以来,东北地区的开禁为朝鲜移民和入关移民的流动提供了有利的客观条件。由于东北移民社会特殊的人文环境和历史条件,为朝鲜移民的生活和定居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朝鲜的牛和苹果梨的种植远近闻名,尤其是他们在东北水稻农业开发方面的开创性工作,为东北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南近代东北朝鲜族移民史是一部充满血泪的历史,它与近代特定的历史政治环境密切相关。朝鲜人自迁居朝鲜半岛以来,在不同历史时期受到日本殖民主义者和中国封建统治者的民族压迫和封建剥削,处于“无民族”、“无国籍”的悲惨境地。这就注定了他们的经济水平和社会地位基本处于中下阶层。同时,这也锻造了他们百折不挠、不屈不挠的意志品质。

6.东北是一个移民社会,包容性强,对外来事物接受能力强,容易与外来文化交流融合。因此,近代朝鲜移民到中国东北被迅速容纳,朝鲜移民也活跃在中国东北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经济文化舞台上,形成了一些具有民族特色的经济文化区域。朝鲜族人民在开发东北边疆的历史进程中,与其他民族人民建立了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相互吸收包容,融合同化,生产方式、生活习惯发生了一些变化。

朝鲜移民迁居东北后,大部分逐渐形成了中国的朝鲜民族,得到中国政府的承认,具有中国公民身份,中华民族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同时,朝鲜移民聚居的地区大多位于中俄朝边境,如延边、长白、丹东、牡丹江等地。这些地区的朝鲜移民人口占东北朝鲜族人口的一半以上。这种特殊的人际关系有利于区域经贸合作与发展。人口的迁移和流动以及朝鲜、日本、中国东北和俄罗斯远东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和政治联系,使东北亚人民的联系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紧密、更加频繁、更加广泛,从而为东北亚的友好发展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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