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三大的狗屋里供奉的是谁？
如果我姑姑和我姐的婆婆还活着，我相信他们会经常争论:我出生的那个晚上，我妈是因为生我晕过去了，还是因为气？
幸运的是，两位老太太遵循自然规律，由亲友护送到墓地。否则，无论是庆祝自己的幸福，还是庆祝自己的生日，我的内心都不会很平静。是的，如果我姐婆婆说的没错，我根本不存在！
似乎有必要声明一下:我出生晚了一点，大姐结婚早了一点，所以我出生的时候大姐就有婆婆了，而且是个偏见比钻石还硬的婆婆。但是，她的偏见太深了，我根本不敢让她见我。她一看到我，就立刻打开门窗，把气放出来了！
我也要说明一点，这不是为了攀比，为了夸姨妈而贬低大姐和婆婆。没那个必要。说真的，阿姨不是很在意我的存在与否；不然后来为什么她的烟壶经常敲我的头就有些莫名其妙了。是的，我有脑袋，不是破砖头！
尽管如此，我姑姑还是坚持实事求是，和我姐婆婆争论。据她说，我妈是因为生我失血过多才晕倒的。根据我后来的调查，我姑姑的说法是相当正确的，因为她自从中年丧偶，搬到我家，不可能不掌握一些第一手的新闻和信息。我的哭声让她无法入睡。然后，我就不会是一股气了！
我也发现了:自从姑姑搬到我家，虽然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是她以大嫂的名义命令我妈给她泡茶，擦桌子，扫地，名正言顺，舒服。她真的应该心安理得，我也不能给她造谣:你想想，在那个年代，一个大姑怎么能算大姑而不欺负哥哥儿媳呢？
在我出生前后，我妈当然不能像往常一样伺候我姑姑。难怪在我落草之前，姑姑对我不满意。但是，不管她有多自私，我都忍不住感激她:如果不是她一直愿意和大姑打架甚至扭打，我的生日和时间可能就有些混乱了。我舍不得那吉祥的一天！
这的确是一个吉祥的日子！甚至后来阿姨敲了我的三烟锅之后，还忍不住想自己是不是应该继续努力。她不禁想到，我是腊月二十三出生的，北京所有的人，包括皇帝和文武大臣，都是在送别灶神的那一刻出生的！
那时候的北京，没有月光的晚上真的很黑。街上没有电灯，巷子里也没有灯。如果人们晚上出门不带灯笼，他们会越来越害怕，越来越害怕，在黑暗中迷路，找不到家。有时候，他们会在一个地方徘徊一整夜。按照那个时代的科学理论，这叫“鬼撞墙”。
然而，在我出生的那天晚上，北京的男男女女没有一个人碰上“鬼撞墙”是真的！当然，那天晚上，这里那里，也有饿死的，冻死的，被打死的。然而，这与鬼无关。鬼不管多顽强，那天晚上都呆在家里不敢出来，没办法给夜行筑起一道墙，欣赏它们绕着圈子走。
多少人在街上卖蜜瓜和关东糖！天一黑，他们就点亮灯笼照亮摊位或汽车。天色越暗，他们喊得越起劲，响亮而急切。丁庚(2)之后，大家差不多都祭完了灶王爷。我们还能把糖卖给谁？有了卖糖的声音，胆子最大的鬼都不敢轻易出来，更别说胆子小的了——据说鬼也是胆子小的。
再听，从五六点开始，就有稀稀拉拉的鞭炮声。在酉(我出生的伟大时刻)前后，连店主和他们的家人一起放鞭炮。不用说，就连屋里的黑、黄、大、小狗都吓得瑟瑟发抖。烟花的光芒冲破黑暗的天空，闪烁着，人们可以看到远处的树梢。每个院子都亮了一会儿:灶王爷的雕像被请到院子里点燃高香和柏枝，灶王爷赶紧吃了点关东糖，化为灰烬，飞向天宫。
灶神上天了，我却落到了地上。这不禁让我姑姑觉得:“这小子的来历不小啊！也许，灶神旁边的小男孩是因为贪吃糖果，没时间上天堂，才留在这里的吧！”这么一想，姨妈不禁又恨我，又有了一点敬意！
我还没搞清楚厨王对我阿姨是什么态度。我确实知道我阿姨对厨王的态度不是很认真。她家没有厨王龛。她只是在我母亲在我们的房间里给了厨房王和财神三支香之后才和他们搭讪，并向诸神提出了一个不必要的问题。如果我正好在，她会狠狠地瞪我一眼；她认定我是厨王小男孩的转世，就在那里看着她！
说到这里，很难不提我姐婆婆对佛的态度。她很有风格。在她的大厅里，中间是一张挂着黄色面纱的佛教桌子。桌子上雕刻的大壁龛几乎和天花板一样高，里面是一个红脸大胡子的关公。到了春节，关公面前摆了五碗蜜祭，五碗红月饼，一堂干鲜果品。灶王爷财神、灶王爷张喜安(即“天狗出家，子孙满堂”的神仙)的神龛都摆在两边，仿佛她的“一家之主”是关公而不是灶王爷。老太太到了给老公或者儿子示威的时候，口气大到骂神骂佛，毫不留情！“你们几个！”她会指着所有的偶像说，“你们这些家伙！吃我的蜂蜜和新鲜苹果，但这不关我的事，任何事！”
可是我姑姑竟然敢和这个连佛祖都敢骂的老太太对着干，还针锋相对的据理力争，真是让人不得不暗暗伸指！不管我有多不喜欢我姑姑，她和大姑打架的时候我总是站在她那边-
(1)问问你的心-崇拜。轻读心。
②碗——供奉的单位量词。在旧俗中，过年时，供奉神佛的底座，往往是盛满饭碗，小米与碗口齐平，盖上红面纸，再在上面堆上月饼、蜂蜜等食物，称为碗。
③张喜安——送孩子的神。传说五代时张元晓游青城山得道。宋代苏洵梦见腋下夹着两个弹珠，以为是“生儿育女”的征兆，于是日夜供奉。后来，他生了两个儿子，苏轼和苏辙，他们成了著名的作家。
经过客观分析，我真的找不到大姐婆婆有什么可爱的地方。是的，直到现在，每次想到“虚张声势”“虚张声势”之类的话，我竟然会想到我大姐的婆婆。我首先想到她的眼睛。那是多么不可理喻的眼神啊！当她遇到人的时候，不管是想欢迎还是想立刻杀掉，她的眼睛总是盯着。她大概是想睁大眼睛表达某种感情，但在别人看来却是空洞莫名的。她的脸颊肉肉的，永远黑黑的耷拉着，像两个装满毒气的袋子。咳嗽和说话时，她的声音和嘴巴都是自制的放大器。她一直认为只要声音是洪钟就有说服力。她什么都不知道，尤其是如何生活。但是，她会盯着拍，所以她什么都会懂。
虽然忘不了姨妈的烟壶(尤其是有焦兰烟的那种)，但总体来说，她比大姐婆婆更有意思。从外表上看，姨妈长得挺秀气的，脸颊也不像是充满毒气的口袋。她的眼睛，平静中，黑白分明，非常神圣。不幸的是，有时会无缘无故地有一场风暴。暴风雨来了，她有神的眼睛变成了鬼，带着寒光和冰冷的空气！然而，我们不要再想她的眼睛了。她喜欢拉二胡。每次赢了那么多钱，她都会低声哼几句黄儿。据说她老公我叔叔是歌手！因为改进了...哦，我忘了一件大事！
你看，我只关注了我出生的年月日和时间，却忘了说是哪一年！这是戊戌变法著名的一年！1898年的政变①！
说也奇怪，在改革改良被谈得那么多的那几年，我姑姑一听到“衣柜”“份额”这两个词就立马变卦了。只有在节假日，喝了两杯玫瑰酒后，她才透露:“歌手不便宜！”“尽管如此，从来没有人听她说过:我叔叔的艺名是什么？他是年轻歌手还是老舞蹈家？
大家都怀疑我叔叔是不是旗手。如果他是旗手，他可能是个花钱买面子的京剧迷。但是，玩票是个风头。为什么我姑姑不能公开承认？也许他真的是专业演员？但也不太对:当年尽管酝酿革新政变，但不是有开除唱戏旗手的危险吗？所以，大叔是汉人？也不对啊！如果他是汉人，他死后我姑姑怎么每个月能拿到几份钱和粮食？
直到现在，我还是想不通这段历史。叔叔是一名歌手。不，没多大关系。我就想不通了:为什么我姑姑，一个寡妇，一个喜欢拿烟壶打我头的寡妇，要吃一份钱？我的父亲是一名正直的旗兵，肩负着保卫皇城的重任。他每个月只有三两银子，里面经常有两小块假的。为什么我的叔叔，一个歌手，或者可能是一个汉族人，取得如此伟大的军事成就，却给我的阿姨留下一些钱和食物？看来一定是哪里出错了！——
①戊戌变法——1898年。戊戌政变——指今年六月光绪皇帝推行的资产阶级维新变法，又称“戊戌变法”。
(2)戏服——在中国传统戏曲术语中，指演员打扮时所穿的衣服和头盔。台词念成Xing(类型)拿分成——也就是“戏”，戏曲演员的工资。最早的工资是按月计算的，被称为“银豹”。后来就按场次算了，叫“戏”。
3飘游儿——指非“正规班”出身，偶尔上场的业余戏曲演员。下面是“玩票”的代名词。
不管是皇帝的错，还是别人的错，反正姨妈的日子过得很舒服。她挣得多，花得少——她白吃白住在我们家，还有她姐夫当义务女佣。她是我们小巷子里的“有钱人”。
这恐怕也是她敢和大姐婆婆顶嘴的重要原因之一。大姐的婆婆口口声声说:父亲是子爵，丈夫是领袖助理，儿子是小琪学派。这话不假；然而，她的箱子底部没有什么重物。从她胖胖的脸可以看出，她很爱吃。这并不是说她有钱吃好。不要！如果她没有钱，她将以子爵的女儿和左翎夫人的名义赊账。她不仅爱赊账，还看不起那些不敢也不喜欢赊账的亲戚朋友。虽然没说清楚，但她大概是这么想的:没功劳，没旗手！
我说她“爱”吃，我没说她“注意”吃。她只喜欢吃鸡鸭鱼肉，不会欣赏任何美食。不过，她也可以关注一面:腊月，她会买两个凤台暖洞(二)产的，尖上带点黄花的青瓜，放在关公面前；到了春夏之交，她想买一些第一批成熟的十三陵樱桃，装在小袋里，放在祭坛上展示。这些只是为了显示她的风格和排场。她实在想吃的时候，就会买一些冒充樱桃的“山豆角”，大量塞进嘴里，既便宜又过瘾。反正她经常留个亏空，多欠几个债也不在乎-
①小琪学派——“衣领”下的小军官。子爵——古代五大领主的第四等级，侯爵、叔父、儿子、大人。清代子爵分为123等，是比较小的世袭爵位。左翎——八旗军制，以300人为“鲁牛”(后来增加到400人)，是掌管鲁牛的军官，满语称为“鲁牛额真”，汉语翻译为“左翎”，是地位比较低的武官。
②暖孔-温室。
对债主来说，她的眼睛特别圆，特别大；声音也特别大，他热情大方地表白:“听着！我是子爵的女儿，左翎的妻子，我的公公婆婆有铁杆庄稼！到时候就可以放下钱和饭了。欠钱就不能欠钱。你为什么这么着急？”
这些豪迈有力的话语，不难让人想起二百多年前清兵入关时的威锋，所以往往足以打退债主四十里。可惜有时候这些话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她还会瞪着眼睛笑一两次，让债主们大吃一惊。说实话，她的微笑并不比哭更得体。她刚柔并济，颇具讽刺意味。
她打扮的时候，总是让大家觉得不好意思。但是，风格和地位有关，她得打扮。该穿亮纱了，但她一定不能穿真纱；你应该戴玉簪子，但千万不要戴金的。结果她那几十套单、夹、棉、皮、纱衣服，还有冬夏的各种首饰，全都循环进出当铺，把这一套典当了去赎回那一套，赢得了当铺的好评。据见过阎奶奶的人说，阎奶奶打扮的时候，跟她大嫂穿得一模一样。
所以，时至今日，我还是想不通，她老公怎么还能这么幸福。小时候觉得他是个可爱的人。是的，他不仅快乐，而且可爱！他除了也爱花钱，几乎没有什么缺点。我首先记起了他的咳嗽声，一种清晰而有声调的咳嗽声，让人随心所欲地猜测他是第四位仙人。他的衣服很整洁，有樟脑味。有人说，这是因为他们刚被拿出典当行。不知道对不对。
无论冬夏，他总是带着四个鸟笼，里面装着两个红下巴和两个靛下巴。他不养其他鸟，红蓝下巴精致大众，只是助理领的身份。只有一次，他用半年的工资换了一只雪白的麻雀。可惜白麻雀的名声刚传遍九城(1)的大茶馆，就莫名其妙地死了，所以即使看到一只雪白的乌鸦也不再动心。
冬天，他特别受我欢迎:在他的怀里，藏着至少三个葫芦，每一个都有资格放在古玩店里。我不太注意葫芦。让我兴奋的是，它们鱼面上亮绿色的蛞蝓总是在轻轻的鸣叫，仿佛是夏天突然从某个地方回到了北京。
在我天真的眼里，他不是来看望家人的，而是来陪我玩的。他一说起养鸟、养蛞蝓、养蟋蟀的经历，就忘了时间，以至于我妈不管多难都要给他准备饭菜。他也很幼稚。他妈一建议他留下来吃饭，他就咳嗽了一会儿，带着语气和节奏，然后笑了几声才说:“公婆，我真的有点饿了！”不用麻烦，去天泰轩点个干炒丸子，卖木秀肉，中碗酸辣汤，多加点胡椒面和香菜就行了。去做吧！"
做完这个，我妈的眼睛会特别湿一两天！不要应酬，怕女儿受气；我们去社交吧。钱在哪里？当年去探亲，用今天的话说，真的不简单！
我公婆爸爸虽然是武陟，一个戴高帽的助理，但他不爱讲怎么带兵打仗。我曾经问他会不会骑马射箭。他的回答是咳嗽了一会儿，然后马上就说起了养鸟的技术。这个真的值得一说，甚至值得写一本书！看，别说红蓝下巴的孩子怎么养，怎么吊，怎么“质押”，换羽毛的季节怎么养。连那四个鸟笼的制作方法都够半天了。别说鸟笼了，就连笼子里的小磁食罐、小磁池、清除鸟粪的小竹铲都精致到没人敢说不是艺术品！是的，他似乎忘记了自己是武官，把一生都花在了如何制作小锅小铲，咳嗽大笑都蕴含着高度的艺术性，以便随时沉迷于小刺激和小乐趣中。
他会唱歌！有的王公会唱许胜，有的贝勒会唱金钱豹，有的满清官员从票友变成了著名的京剧演员。戏曲和曲艺已经成为满族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他们不仅爱听，还喜欢以黑粉色出现。他们还大量创作歌曲、快书、鼓等等。当然，父亲也不甘落后。可惜他没有足够的财力组建自己的票社，让亲朋好友庆祝孩子满月，或者老太太生日，自己去带车马唱一天一夜的茶，浪费钱买面子。
夺荣誉，享九城之誉。他只能加入别人组织的票社，随时去找乐子。他能唱一些关于朱利安的快书。他的演技不是很高，但是人缘很好，每次献技都赢得亲朋好友的热烈掌声。美中不足的是，他离票的时候，如果妻子盛装打扮，他会忍不住想起严奶奶，忘词。这样丢脸之后，他回家也没生气，因为夫妻二人大吵大闹都会把嗓子喊哑。但大姐婆婆先发制人，日子不好过，欠债越来越多，都怪他爱玩票，无所事事，后患无穷。他一句话也没说，等她气喘吁吁的时候，他才用嘴学着三弦的声音，给她弹门:“登李根登登”。受到艺术的影响，他能够在痛苦中找到自慰的方法，所以他很快乐——但据他妻子说，这是无耻的，无耻的！
从小到大我都没搞清楚他们谁对谁错。所以，言归正传，说说我的生日吧。
我出生的时候，父亲在帝都的某个角落值班。男人不要拜月，女人不要祭祀炉灶①，自古如此。我姑姑是寡妇，我妈和二姐是女人。虽然我是个男人，但还是担不起重任。全家没有人主持祭灶仪式！我姑姑发了几次脾气。三天前，她在英兰斋的满汉酒馆买了一些真正的关东糖。所谓真正的关东糖制作机，就是那种比石头还小，还硬，放在嘴里就把门牙粘掉的那种，而不是那种见热气就泡松易化的低档货。她还买了一斤什锦南糖。这些，她用一个小瓦罐盆扣起来，放在阴凉的地方，让灶神和所有的人都不知道。她准备在所有人都祭祀完灶王爷后，偷偷拿出一部分，躺在床上独自享受，哪怕门牙被粘掉一半，也没人知道。但是这个计划必须在祭灶之后进行，以免让灶王爷看到，招致上帝的谴责。哼！全家没有一个男人！她没有发火。我二姐是个老实的姑娘，用心良苦，没有克服困难的办法。姨妈越是发脾气，二姐越是慌。她含着眼泪一直哭:“阿姨！阿姨！”
幸好大姐及时赶来。姐姐是个非常漂亮的儿媳妇:眉清目秀，长脸，尖下巴像莲花花瓣。无论她穿着红绸长衫还是蓝色旗袍，无论她梳着两个头还是扎着旗髻，她总是那么俏皮清爽。她宽阔的腰身永远挺拔纤细；请下蹲时，直上直下，稳稳当当，随波逐流。只是她笑的时候，稍微弯下腰，像是上气不接下气，笑得那么天真可怜。亲戚朋友都不喜欢她，包括我姑姑。只有大姐的婆婆觉得她既不帅也不聪明，还经常嘲笑:你爹不过是个三两银子的马甲！
大姐婆婆如此隆重精致，对丫鬟的要求自然是极其严格。她一直认为所有的女仆都应该殉职，进门就疲惫不堪。自从嫁了媳妇，干脆不用丫鬟了，用一个小媳妇当十个丫鬟。大姐的两个头经常好几天不敢分开，就和那个小拱形的家伙睡在一起。梳头发要花相当长的时间。万一我婆婆已经起床大声咳嗽，我姐还没梳头，过去拜谒是大罪！大姐必须天不亮就起床，上街给婆婆买热腾腾的油条和马蹄饼干。大姐年纪小，困了。但是出家之后，她会通过修行来唤醒自己。当她醒来时，她轻轻地打开门，看着天上的三颗星星。如果太早，她会回到炕上，穿好衣服，睡个午觉，不敢再躺下，以免睡着。全家人的饭、工、茶、打扫卫生都是大姐一个人安排的。她越努力，婆婆就给她越多的工作，加紧训练。婆婆的手除了往嘴里送食物，不轻易动。手越不动，眼睛和嘴巴越活跃。她一看到媳妇的影子，就下了几个紧急命令。
事情太多了！大姐每天一定要设计好，百忙中有计划，避免混乱。结婚几个月后，她的眉间出现了两条细细的深深的皱纹。这些委屈，她不敢对丈夫说，怕惹起是非。回到娘家，她不肯告诉妈妈，怕妈妈伤心。母亲一问，还是笑着说:没事！没什么！奶奶，别担心！我们称我们的母亲为奶奶。)
大姐更不敢跟阿姨抱怨，知道阿姨是个鞭炮，一开始就生气。然而，她并没有拒绝她姑姑的小援助。姐姐的婆婆让媳妇打扮成花一样，却不肯给她点胭脂、粉、发油等零钱。，所以当阿姨问她要不要钱时，姐姐忍不住低下头，表示口袋里连一分钱都没有。我阿姨不太好说话。她愿意帮助她姐姐，因为我们都尊敬她。她自己作为一个老阿姨，当然要同情小姑子，以壮声势。再说姐姐的要求也不是很大。花一点钱就能解决问题，那我大妈为什么不做一两次呢？这个，大姐的婆婆好像看到了，但是不方便说什么；娘家要补嫁出去的女儿，本来就是赔本的货。另一方面，姨妈敢于和大姑较劲的原因也在这里。
大姐这次回来，并不是因为梦见一只龙或一只虎落在母亲怀里，希望能添一个日后“出远门入相”的小哥哥。快过年了，她还没有新的丝绢花，胭脂宫粉，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孩子。这最后一件是给她丈夫的。虽然大姐夫已经成家了，而且不会骑马，但他在很多方面还是像个孩子，就像他爸爸一样。是的，到时候他们会收到钱，他们一年到头都会有饭吃。为什么要关注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人生的意义，在他们父子看来，就是每天玩，玩的认真，玩的考究，玩的入迷。张大姐不养靛蓝，而是英勇地玩着风筝和Hubra，威风凛凛地去捉几只麻雀。在这次旅行中，他厌倦了玩风筝和Hubbola，而是养了鸽子。他的每只鸽子都值一百两银子；“满天飞”是他爱说的英雄词。他的收藏品中有几个鸽子钟是由著名艺术家制作的，是从古董摊上收集来的-
①出门入相——“出门入相”和“入相”是传统戏剧舞台上的“进门”和“出门”。这里借用“走出去”和“相”，意思是希望成就大事。
2混合儿童-各种水果做成的果脯。
(3) Hubola，一种小而凶猛的鸟，有长长的喙和爪子，常被饲养者用来捕捉麻雀。在北京话里，一个闲人叫“戏鹰”，作者就是利用这个细节做文章。
大姐夫需要混合食物。每年都是这样:他把各种各样的洋纸糊在高高的小盘子里，为的是把盘子里的糖豆、大扁杏仁之类的拌在一起轻轻的放进去，像是要自己养活自己。一边玩，一边吃；往往小纸碟不都糊好了，杂七杂八的孩子都不见了；即便如此，他也得到了一种快感。混合食物做好后，他设计了糊灯笼挂在元宵节。贴完春灯，他开始糊风筝。他非常小心地做这些小事；一天两天或者几天，他都会给大家讲他的工作，不管大家喜不喜欢。在不断的讨论中，他常常受到启发，于是他重新设计，以期出奇制胜，创造出一些东西。别人不愿意听，他就把一切都告诉我姐，让她满脑子都是春灯和风筝，耽误了她的生意，让婆婆一炮一百零八！
他们玩，花钱，但是伤害了我姐。家里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会忍不住吵架取乐。十有八九，在吵架丢人的时候，我会责怪我姐，齐心讨伐。大姐夫虽然对她姐好，但是混战中也不敢不骂她。嗯，我什么都能忍，但不能让老人们骂他怕老婆。所以，长此以往，这位大姐又增加了一项技能:在枪声进行时，她似乎能听到一些声响，什么也听不到。她好像在耳朵里插了一根避雷针。可怜的大姐！
大姐来了，一下子什么都知道了。她马上派二姐去请“奶奶”，也就是接生婆。并让二姐转告婆家，以后可能会回去。姐姐的婆家离我家不远，只有一里地。二姐跑了。
姑姑笑着递给大姐几张崭新的红票，上面印着刘海和金蛙，是老玉成特意发的，奖励过年压岁钱，每张票兑现两个吊坠。同时，她把姐夫宝宝的一切都交给了姐姐，她不承担任何事故的责任。
二姐跑到婆家时，公公和儿子正在院子里放烟花。今年，他们的债务超过了往年的记录。腊月二十三，他们要想想怎么还债，怎么攒钱，才不会让债主在年根下敲碎门环。不，他们不这么认为。不知道从哪里找了些钱，大姑买了头号大蜜瓜，有芝麻的，没芝麻的，放在灶王爷面前，盯着看了会儿，点了菜:“吃我的糖，天上多说几句好话。不要说三道四！”至于那两个人，我不知道他们从哪里弄了些钱，买了鞭炮。主人和儿子都脱下了长袍。老人穿上一件老狐狸皮袄，没有扣子，用一个旧布袋松松地包着，很潇洒。大姐夫，年轻力壮，只穿一件小棉袄，打喷嚏，连说不冷。鞭子先响起，清脆而紧张，接着火花四溅，响成一片。儿子放一个单音大麻子，父亲放一个双音双踢踢，间隔均匀有序:噼啪、噼啪、咚咚；喀嚓喀嚓，咚——当！过了一会儿，父子俩相视一笑，都觉得自己的枪法是九城第一，值得邻居热情称赞。不管二姐说什么，马磊子和二推之间都是一声巨响。然后，大姐的婆婆好像听到了:我婆婆被气到了。“真的！”她用铺天盖地的鞭炮声告诉二姐:“你们这些可怜的人总是不知道小心。也许他们喜欢中国煤毒！”她总是把“大概”说成“大概是它的”，用“它的”这个词，明显更文艺一点。之后她去换衣服，亲自出门救妈妈一命。左翎和小七学校没有理会二姐说的话，他们继续全心全意地放鞭炮。即使他们理解了二姐的报告，也无法把注意力集中在鞭炮以外的其他问题上。
我出生的时候我妈妈晕倒了。大姐的婆婆躲在我姑姑家，眼睛睁得大大的，脸颊上的毒气袋动来动去，诉说着拯救煤中毒最有效的偏方。舅妈熟练地点燃了兰花香烟，把老玉烟袋的嘴放在嘴角上，扬起眉毛准备挑战。
“偏方治大病！”大姐婆婆引经据典说。
“生娃娃不需要偏方！”阿姨开始发作了。
“那也要看娃娃是谁生的！”大姐和婆婆心里暗喜，是时候敞开心扉了。
“谁生娃娃都不用解气偏方！”大妈从嘴角抽出乌木长烟斗，把烟壶对准客人的鼻子。
“阿姨！”大姐和婆婆故意互称，兵前礼后，以此进行歼灭战。“有气就不能生孩子！”
在这场激烈的争论中，大姐把我搂在怀里，为妈妈的昏迷哭泣，为小弟弟的诞生高兴。二姐一个人站在外屋，开始低声哭泣。天气非常冷。如果不是我姐接我，我的生命力再强，恐怕也有不小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