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的价值影响
春秋时期《诗经》的编纂本身主要是为了应用:
第一,作为学习音乐和背诵诗歌的教材;其次,作为宴饮祭祀的礼歌;第三,它可以在外交场合或演讲回应中作为表达自己感情的工具。
春秋时期通过诗歌进行的外交交流非常广泛,这使得《诗经》成为当时非常重要的工具。《左传》中有很多关于这方面的记载,比如讽刺对方的诗(相公二十七年),因不明白对方意思而被嘲笑的诗(召公二十年),小国向大国求助的诗(文公十三年)等等。这些引自《诗经》的语录,或劝诫、或评论、或分析、或表达,各有其作用,但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所有引用的诗词都是“断章取义”——取其一二,而不考虑整篇文章的意思。这种现象在春秋时期被称为“司空见惯”。也就是说,在当时,《诗经》的作用不在于它本身,而在于“借诗言志”。如果你想表达你的抱负,你可以引用一首诗。诗是为志服务的,不是诗的本意是什么,而是引用的内容能否说明志。这是《诗经》在春秋时期的一个真实应用,但其文学功能却被曲解了。
另一方面,赋诗言志功能的表现符合《诗经》的文学功能,是真正的“诗言志”——它反映和表现了对文学功能和社会意义的认识,是中国早期文学批评的雏形。如《潇雅结南山》:“家父诵之,以究王逸”。《大雅民老》:“王欲美人,而用大暗示”等。诗人是意识到自己写诗的目的和态度,用诗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和对社会、人生的态度,从而达到歌颂、赞美、规劝、讽刺的目的。这才是诗言志的真谛,也让它真正契合了《诗经》的文学功能和文学批评。
另一方面,《诗经》的社会功能是社会(包括士大夫和朝廷统治者)用它来宣传和实践修身治国。这是《诗经》编纂的目的之一,也是《诗经》产生之时一些士大夫极力提倡和推动的内容。
孔子非常重视《诗经》,曾多次训诫弟子和儿子学习《诗经》。子曰:“诗可赏,可观,可分享,可怨。”(阳货)这是孔子对《诗经》“兴、管、群、怨”的高度概括的理论,也是他相信《诗经》会有巨大社会功能的原因。孔子的"兴、关、群、怨"理论阐明了《诗经》的社会功能,既指出了《诗经》以形象感染人、唤起读者想象和联想的文学特点,又符合社会生活,取得了实际效果。
《毛诗序》在继承孔孟之道的基础上,特别强调诗歌自上而下的教育功能,特别是“孝顺夫妇、尊重他人、教育美好、移风易俗”,强调统治者要通过诗歌潜移默化地对人民进行伦理道德教育,使之成为一种社会风尚,有利于社会秩序的建立和统治的巩固。徐的《诗经》教化论无疑极大地强化了《诗经》的社会功能,也极大地提高了《诗经》的地位,使其成为统治者行使统治的必备工具,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二,历史和民俗价值
从史料价值来看,《诗经》实际上全面反映了西周和春秋时期的历史,全方位、多方面、多角度地记录了西周至春秋时期的历史发展和现实状况,几乎涵盖了社会的方方面面——政治、经济、军事、民俗、文化、文学、艺术等等。后世史家的史书在描述这一历史阶段时,有相当一部分是基于《诗经》的记载。《大雅·百姓生活》等史诗是一部祖先颂歌,记录了周人从母系氏族社会晚期到周代商、建国灭亡的历史,歌颂了后稷、巩留、、王绩、等的辉煌业绩。这些诗的史料价值是显而易见的。它们记录了周民族的产生和发展、商业的灭亡、周的建立和世界的统一的历史过程,以及这一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大迁徙、大战争等重要历史情况,反映了周民族的政治、经济、民俗、军事等各个方面,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史料。虽然这些史料中夹杂着神话的内容,但有不可否认的史实是可以信赖的。
《诗经》的民间价值也是显而易见的,包括爱情、婚姻、祭祀等诸多方面。比如《高峰精女》写的是贵族青年男女的互爱;《最后的风》是一首男女调情的歌谣。《东门外的郑风》体现了男人对爱情的专一。这些诗歌从不同侧面和角度反映了各种婚姻状况,全面反映了西周春秋时期各地的民风民俗,是了解中国古代婚姻史的好材料,从中也可以了解古代男女对待婚姻的不同态度和看法。
《诗经》中许多描写祭祀场面或场景的诗歌,以及直接描写祠堂祭祀仪式的赞美诗,都为后世留下了有关祭祀仪式的民间资料。如《李》中所写的“万舞”,以及跳“万舞”的表演者的动作和舞蹈方式,告诉人们这种类似巫舞,用于祠堂祭祀或宫廷舞蹈的舞蹈的具体情况。越来越多记录祭祀内容的正式诗歌主要集中在颂诗中。比如《天佐》记载的是一个国王对岐山的祭祀,《昊天有程子》则是郊祀天地时所唱。这些诗歌充分表现了周人对祖先、祖先、上帝、天地的崇敬和虔诚,以祭祀和赞美的形式讴歌和祈祷,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帝王、祖先的美好祝愿和对生命的敬畏,反映了古代人们的心态和民俗。它们是极其珍贵的民间资料。
三。礼乐文化及其他价值观
周文化的显著特征之一,产生了不同于前代的礼乐文化,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礼融合了周代的思想和制度,而乐具有教化功能。《诗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和展示了周代的礼乐文化,成为保存《周礼》的珍贵文献之一。
比如潇雅的《南有嘉鱼》《南山有台》都是闫妍的乐章,或是燕乐之宾,或是祝天子之臣;而《辽啸》是燕王国源的音乐歌曲。由此可见,周朝对周边国家采取了睦邻友好的礼仪政策,体现了礼乐在周朝的广泛应用。再如《潇雅通功》,描述的是周天子给一个建功的诸侯鞠躬,说明从周初开始,周天子就给一个为国立功的诸侯鞠躬,甚至以大典的形式来授予。相比之下,《潇雅·鹿鸣》更具代表性,这首诗是国王宴会上宾客的作品。"周公行了一个礼,鹿鸣被列在歌咏的诗中."朱甚至认为是写在《为颜作四海乐歌》一诗中,既娱乐宾客,又涉及道(“教我如何周游”)和德(“声以德,孔夫子,赵”),由此可见“周公乐唱于王之道,为后世之法”。
除了的礼,《诗经》中反映的礼乐文化内容还有:于在《春猎》中描写“春之礼”;《潇雅车公案》和《潇雅吉日》描写周宣王随诸侯打猎;潇雅楚茨、潇雅福田、潇雅大田等。描写和写祭祖、祭神和四方、厚土、仙农等其他神;《周颂》中有许多文章是祭祀文王和天地的,从中可以了解到祭祀的仪式。《潇雅鸳鸯谱》讴歌了贵族君子的婚姻,《潇雅战皮罗衣》表现了周朝诸侯检阅六军,从中可以分别了解到婚礼和军礼。《诗经》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奠定了中国诗歌的优良传统,中国诗歌艺术的民族特色也由此形成。
第一,现实主义和传统精神
《诗经》立足于现实社会生活,没有幻想和怪诞,也很少有超自然的神话。所描述的祭祀、宴饮和农耕是周代社会经济、礼仪和音乐文化的产物。对时局、战争徭役、婚恋的描写,展现了周代的政治形势、社会生活、风俗民情。这“饥饿的人歌唱他们的食物,劳动者歌唱他们的事务。”
二,抒情诗的传统
自《诗经》以来,抒情诗成为诗歌的主要形式之一。
第三,高雅与文学创新
《诗经》中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道德意识和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被屈原继承并发扬光大,被后人概括为“雅”的精神。
后世诗人往往崇尚“雅”的精神来进行文学创新。陈子昂感叹齐梁“风雅”,李白感叹“风雅不足以久,谁能负我?”杜甫更是“不落俗套,飘逸而至”,白居易称张继“雅胜于时髦,绝尝空话”,唐代许多杰出诗人都继承了“雅”的精神。而且这种精神从宋代的陆游一直延伸到清末的黄遵宪。
第四,傅必兴的例子
《诗经》中“赋、比、兴”的表达在古诗词创作中得到了继承和发展,成为中国古诗词的重要特征。《诗经》也用生动的事实证明了劳动人民的艺术创造力。《诗经》中民歌重叠重复的形式,准确、生动、优美的语言,被后世诗人、作家广泛吸收和运用。《诗经》以其深刻的社会内容和优美的艺术形式吸引着后世学者对民歌的重视和借鉴。《诗经》灵活多样的诗歌形式和生动丰富的语言也对后世各种体裁的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魏晋时期,曹操、嵇康等人都研究过《诗经》,写过四言诗。文学史上的赋、赋、散文、明等用韵也与《诗经》有关。
《诗经》的诞生(包括它的产生、收集和编纂)首先开创了中国诗歌史上的一种新文体——四言体。《诗经》之前,诗歌虽已诞生,但并没有自己固定的文体,仍是口头形式,一般以两个字为主;到了《诗经》时代,中国的诗歌才真正奠定了自己的创作格局,形成了相对稳定的风格,也就是说,中国诗歌的真正起步始于《诗经》时代。
《诗经》不仅开创了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个有形的历史舞台——四言诗,而且影响了后世的诗歌创作:一是后世的五言诗、七言诗,尤其是五言诗,是在其基础上的突破和拓展;第二,即使在五七言的时代,仍然有很多作者写的四言诗,沿袭了《诗经》的形式。
在诗歌的节奏方面,《诗经》也为后世诗歌开了先河,尤其是在诗歌的押韵形式和声部方面,为后世诗歌提供了一种范式和模式,在诗歌创作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更重要的是,《诗经》在创作中开创了肖像艺术风格——以其质朴、真实、生动的语言,生动地刻画和表现了物、人、社会的特征,艺术地再现了社会的本质,为后世的文学创作(尤其是诗歌创作)提供了范本和参照范式。具体来说,《诗经》为当时和后世描绘了一幅生动的社会历史画卷,真实地反映了古代社会的面貌,讴歌了古代人民的勤劳勇敢,鞭挞了统治阶级的卑鄙无耻,为后世留下了立体的、具象的历史画卷。它是一部丰富而生动的古代百科全书。《汉书》记载,西汉时期,许多西方国家的贵族子弟来到长安学习中国文化。在新疆1959-1979年连续发掘的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一件石矛·简媜·潇雅的遗物,证明是公元五世纪的遗物..唐朝的新旧书籍也记载,通过丝绸之路沿线中国与西亚、罗马的经济文化交流,很多波斯人学会了汉语。唐建忠二年(781)立的《中华碑》作者景靖是叙利亚人。他在碑文中引用了二三十处,证明《诗经》从丝绸之路流传的历史悠久。
中国与中南半岛、印巴次大陆的文化交流也始于汉代。汉武帝征服南越,分九郡,促进了汉朝的启蒙。《诗经》作为五经之首,必然要入。在古代漫长的交流中,这些地区的国家都有熟悉汉学的人。在越南,据史料记载,第十李朝以《诗经》为考内容,第十二李朝以《潇雅清妃》为题。所有的学者都熟悉《诗经》。自12世纪以来,出现了许多版本的越南古代文献。越南诗歌和文学故事中广泛引用《诗经》中的诗歌和典故,影响了越南文学的发展。现代越南语中保留了一些成语。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的五经传入朝鲜。当时朝鲜半岛上的百济、新罗、高丽三个地区是分开的。据《南史》记载,公元541年,百济朝派遣使臣要求梁朝派大夫来教,梁武帝派秀才来访。765年,新罗王朝规定石矛是官员的必读书籍之一。958年,朝鲜王朝实行科举制度,《诗经》被定为士人的考试科目。讲授《诗经》已经在朝鲜形成了几个世纪的潮流。到公元16世纪,朝鲜学者许穆对中国的儒家经典进行了深入研究,仍然保留了他的“诗”论,充分贯彻了孔子的教诗思想。18世纪初第一部朝鲜语著作《清秋颜勇》的编纂出版,为现代朝鲜语诗歌创作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其序言明确提出其编纂是以孔子编纂《诗经》的思想和经验为基础的。韩国67所大学的中文系教授《诗经》,其中34所大学专门开设必修或选修课《诗经学》。
唐朝时,日本派遣唐朝使节到长安留学,后来,中国学者到日本讲学,促进了日本封建文化的发展。第一个日文译本出现在9世纪。从那时起,选择,完全翻译和审查就没有停止过。中国经典的注释、解释、翻译,成为几个世纪以来的学术风气,使《诗经》广为流传。日本诗歌的发展与《诗经》关系密切,和歌的诗风、内容、风格都深受《诗经》的影响。~946)的《古今和合歌集》的序言几乎是《毛诗序》的翻版,天成的译文被评价为忠实、传神、典雅,受到研究者和文学爱好者的欢迎。日本当代学者在20世纪70年代成立了日本诗经学会,并出版了《诗经研究》杂志。
《诗经》在欧洲的传播始于公元16世纪,由来华传教士翻译介绍给欧洲读者。19世纪初以来,以法国为中心的欧洲汉学升温,《诗经》翻译呈现繁荣景象。所有主要的欧洲语言都被完整地翻译了,而且它们趋于优雅和准确。关于是韵律翻译还是韵律翻译,韵律学派和韵律学派之间一直存在争论。李玮的翻译可以看作是西方翻译追求高雅的典型,原作可以翻译成优美的抒情诗。为了体现原作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打乱原作的体系和作品的顺序,按照内容重新分类,附录还将作为中国诗歌代表的《诗经》与欧洲诗歌进行了比较。高本汉的翻译可视为追求“信”的典型。他是一位语言学家,致力于训诂学、方言、古韵和古代文献考证。这两个译本在西方影响了几十年。
《诗经》的翻译始于20世纪初的北美。大量单译本散见于期刊和各种选集。重要的译本有《庞德选集》(E庞德,1885~1972),《孔子选集》(1954),以及J R .海托华的全译本。庞德的英译引起了热烈的讨论,他特别向美国读者称赞了以《诗经》为源头的中国古典诗歌。
《诗经》在俄罗斯时期有15个版本(选译和全译本)。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由于中苏关系和文化交流的巨大发展,所有的译者都是俄罗斯古代文学专家和科学院院士,其中以王希利、什图金和费德林·通迅的影响最大。
波兰、捷克、罗马尼亚、匈牙利也有《诗经》译本。随着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一些经济文化发展缓慢的国家和地区独立后发展迅速,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巴次大陆都在传播《诗经》。越南社科院列出的越南语版《诗经》已被翻译成国家项目,蒙文翻译即将完成。《诗经》正以几十种语言在世界各地流传,各国的世界文学史教科书中都有评论《诗经》的章节。《诗经》研究是世界汉学的一个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