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0后的日本

日本是东亚的一个岛国，面积37.77万平方公里。它由本州、四国、九州和北海道四个主要岛屿和3900个小岛组成。日本人的祖先由对马岛和库页岛以南的突厥-鲜卑部落和菲律宾-琉球岛链以北的马来部落组成。其民风凶悍野性，又不乏美感。日本地处西太平洋板块断裂带，地震、火山爆发、台风频发，岛民坚韧淳朴。日本人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并在唐代达到顶峰。1274和1281年，元朝主子忽必烈两次派出联合舰队征服日本，由于天气恶劣(台风季节)、地理位置(不习惯海战的大陆军队)、人情融洽(中朝军队不愿意干活)，损失惨重。

日元战争对日本民族的影响远远超过外国(包括中国)历史学家的评价。陆地人很难想象岛国和岛国人的心态。他们常年被困在汪洋贫瘠的海岸，任何外界的信息和刺激都会被放大很多倍，成为长久的精神和物质内容。当北条时期的镰仓幕府以后裕道天皇的名义招募了20多万日本武士抗击元军并取得胜利时，连武士们都不敢相信，横扫亚欧、征服无数部落的蒙古联军会被自己打败。

胜利激发出前所未有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迟早会产生一个复兴的时代。公元前的波什战争激发了希腊产生了佩里克莱斯的黄金时代。1588年英国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后，迎来了海权时代；彼得大帝打败了瑞典军队，把俄罗斯推向了辉煌的200多年。日元战争也是如此。从那以后，武士阶层成为国家的支柱。

但是，在和平年代，一个战士要确定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角色并不容易。在当时的日本社会，武士扮演着地主、领主和著名的民间武装的角色。他们既不从事经济生产，也没有行政经验，社会地位高。他们整天带着剑四处游荡。社会动荡和冲突，他们有存在的价值。结果，他们的始作俑者让社会陷入混乱。

自日元战争以来，日本开始了一段漫长的历史时期，称为“战国时期”。领主、城邦、小国之间争斗不休，勇士们越打越勇。他们还从蒙古战俘那里学到了很多先进的战术和战法，不断改进自己的武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孕育了灿烂的文明之花，日本则产生了形形色色的猛士。长期统一的中国需要并创造了儒家、儒教、儒教；在长期分裂的日本，出现了以菊花和刀为象征的武士文化。武士在日本历史上扮演过暴力的角色，直到今天依然如此，只是战刀换成了制造公司。

武士不仅具有日本传统的忠诚和勇敢，还从蒙古人那里学习狡猾、计谋和政治智慧。到了丰臣秀吉时代，他终于整合了武士的特质，成为统一日本的第一人。

丰臣秀吉(1536—1598)是一位世袭武士，这种世袭制度与蒙古制度非常接近。与他的前辈和同时代人不同，丰臣秀吉最终体会到了蒙古典籍中的结盟技巧、等级政治制度、战利品分配的激励方法和军事信息科学。丰臣秀吉在南北战争后统一了日本。在他之前，日本只有一个像中国周朝那样的象征性中央政府。1592年，丰臣秀吉率领20多万水军，700多艘战船，沿着忽必烈的老路线，反方向从日本杀向朝鲜。

很明显，丰臣氏打算从朝鲜进攻中国，这也是忽必烈军队的逆向路线。如果时间和运气离开，以中国为基地，沿着铁木真的必经之路征服世界。既然成吉思汗能做到，为什么不换个日军统帅呢？

丰臣远征军登陆华南，像电流一样冲击着韩国政府的敏感神经。朝鲜的地理对中国极其重要。中国自唐朝以来，谁住在关中谷地(能攻能退能守)，谁就能控制中国。辽金以来，凡是居住在满洲平原(可攻可退)的，就能拿下中国:满清，北洋军阀，日本人，中国* * *林彪部队。全副武装的万里派将领李配合朝鲜联合舰队司令进行了艰苦英勇的反击，最终在1598年底全面击溃了的舰队和军队。这期间爆发了激烈的海战，如川渝、仙山岛、吕梁等。吕梁海战是一场世界级的海战，450艘日军船只被击沉或焚毁，数万士兵受伤。丰臣秀吉因战败抑郁而死。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丰臣秀吉北进西进的战略与明治以后日本军国主义的战略是一致的。这个战略方向好处大，阻力大，风险也更大。以丰臣秀吉当时的实力和潜力，我认为选择南进战略更为有利。

日本沿着琉球-仙道群岛和小笠原-马里亚纳群岛在广阔的菲律宾海周围建立了一个殖民商业圈。刚开始的时候确实无法收到足够的商业利益，但是稍微稳定之后，就可以通过帝汶海和弗洛雷斯海的海峡出印度洋，通过几个精心挑选的珊瑚礁，就足以建立一条可靠的印度洋航线。它不会在马六甲与葡萄牙和荷兰舰队竞争，而是在印度洋与西方商船进行交流，从事利润丰厚的东西方贸易并随时跟踪西方的工业、商业、金融、科学和文化进步，并将永远保持领先地位。这个战略方向阻力小，时间长，但长期收益高，但不是当代人能接受的。其实明末清初收复台湾省的郑不可能弃北而南迁吧？今天，日本的企业财团基本上都是沿着南进战略走出国门的，日本从中获得了不可估量的经济和金融利益。只是指出，到1998，日本政府对印尼的援助贷款已达3.829万亿日元，而对中国的政府间贷款仅为2.445438+0万亿日元。

丰臣秀吉死后，日本进入德川幕府时代，被后人贴上“锁国”的标签。明治维新后，德川时代受到了极大的批判。二战后日本复兴，日本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重新评估德川时代，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德川家康是丰臣秀吉的一位将军。今天，他在日本历史上的地位不亚于中国历史上的汉高祖、唐太宗和宋太祖。他出身公爵，却在一个敌对的家庭里做了12年的人质，获得了丰富的政治经验，这让他完全不同于一个纯粹的日本武士。在日本诸侯吞并战争中，他认识到政治手段和远见比军事斗争更重要。他读汉书，写汉字，吃中药，拜朱、朱元璋，学会了生活中最难也是最重要的“忍”之术和政治战术。丰臣秀吉非常重视他，在他去世的时候，他把自己的儿子和思想托付给他。

日本入侵朝鲜失败后，武士政权面临崩溃。如果在一个岛国保留丰臣氏蒙古式的中央集权，必然会导致皇室继承权的血腥争夺，类似于英国的红白玫瑰战争，最终消耗日本武士的鲜血，使日本陷入长期的积贫积弱。德川家康比任何人都清楚，丰臣秀吉的儿子没有让日本人摆脱困境的政治能力，所以他毫不犹豫地反叛了。他欺负丰臣秀吉留下的孤儿寡妇(日本成语“德川家康式挑剔”)，激起了他们的反抗，引发了一场卵石之争，杀死了他们和所有的皇族。作为一个忠诚正直的日本武士，德川家康的行为震惊了全世界。1603年，德川成为日本的行政长官——征服外国的将军。

一旦政权到手，德川家康就开始改革。从历史上看，这不亚于著名的大化改革和明治维新。德川家康改革的核心是法制对权力和利益的分配:幕府的领土约占全国的1/4；其余归大明所有，称为诸侯国；在中央机构中，将军与老钟(相当于总理)、若年吉(相当于今天的国务院秘书长)和宗教界划清了权责。幕府直接管辖，垂直领导；其余的附庸国，分散和自力更生，保持对幕府的正式尊重。从表面上看，德川时代的日本政治类似于中国西周和南宋的混合状态。武士阶层及其最高领袖保持了其形式上的领导地位和尊严，而具体的权益则交给了封建领主、铸工、文官(日本文官不同于中国的儒家文官)、宗教界和皇帝。这保持了日本政治的基本稳定，与中国明清时期的中央集权稳定完全不同。下层阶级、藩属国、武士各有各的自主权。从表面上看，日本在“沉睡”，完成了明治维新前的准备，就像欧洲在中世纪后期完成了文艺复兴的准备一样。

日本武士一直活跃在对邻国的武装试探性攻击中。这种被中国称为“倭寇”的海盗袭击，对以中国为首的东亚国家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但日本武士却受益匪浅。使日本的职业世袭武士和沿海民众在较长的和平时期内保持相当强的战斗力，国家不需要供养常备军。然而常备军也因连年征战的无常而滋生腐败。“倭寇”是匪商结合，采取分散的蒙日结合战术，内部组织严密，多采用突袭、伏击游击队等战术。以前日本武士用不了这种蒙古技能，情报工作很出色。往往很少有倭寇逼得庞大的明朝人心惶惶。直到神教戚继光采取了中国传统战术与游牧民族战术相结合的战术，才将倭寇击退。然而，此时已是17世纪初，明朝即将被推翻。日本政府和民众对中国的轻视，为18世纪的思想变革和19世纪的向西方学习奠定了观念基础。

日本海盗与葡萄牙、荷兰、西班牙船长商人有着广泛的交往，这远比封闭的中国文人和下层民众对西方的了解更直接、更真实。日本的“锁国”无非是一小撮贵族在宫中研读经书、茶道、剑道、阅读《源氏物语》，其下层是开放的；而中国的中央集权，高层僵硬，举国死寂。

从地理上看，日本武装勘探的范围主要在黄海和东海。这片海域最终成为明治和昭和时期日军的必争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