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轶事典故

方一戈(正文)

2002年6月1911日当天，上海的《申报》、《时代》、《新闻》、《人民日报》等知名报纸，这一天，所有的报纸都在显著的位置上刊登了由上海陆军总司令陈签署的军政府公告。公告称，军政府已责令中国银行(上海)收回之前发行的全部“中华民国军钞”(纸币，简称“军钞”)。任何持有“军用钞票”的人，比如军人和平民，“都可以在中国银行的办公时间去兑换外币。这项业务是按照各国银行的兑现方式，没有理由留下来。”

此公告一出，原本充满谣言和民众疑虑的上海金融市场迅速平息，各行各业的商业交易日趋稳定。其实之前，关于申城“军钞”的各种“街头传言”也并非完全空穴来风——军政府的宣布确实事出有因，而且涉及一起严重的“假军钞”案件，当时鲜为人知；而这起假币案的破获，与陈的老家浙江湖州有直接关系。事情需要从191165438+10月3日上海的“辛亥光复”说起。

当时，随着黄浦江上惊心动魄的枪林弹雨声渐渐停息，上海这座被孙中山称为中国“东南锁钥”的大都市，“撕掉了清朝的龙旗，宣告独立”，掀开了“呼应武昌首义，奠定民国基础”的新一页。起义革命派推选陈为上海陆军总司令，海军政府在他的口袋里。

新政权建立之初，面临着极其沉重的财政压力:一方面要大力扩充人民军队，支援沿江各省“光复”，准备北伐；另一方面，又要维持地方经济民生，保障社会秩序稳定——众多的资金需求如洪水般压在军政府身上，仅军饷就要“应付每天三万元(现为洋款)”。但由于外国敌对势力(驻沪领事团)的蓄意阻挠，上海海关(原名“江海关”)的日常关税和上海大清银行滞留的巨额资本白银被强行扣押在英美租界，军政府一时难以收回征用，导致财源几近枯竭，支出日益增加，财政困难日益严峻。

好在沈城各界人士热心支持* * *和市民自发捐款助付，络绎不绝；许多工商士绅也争相慷慨解囊，不遗余力，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军政府的财政危机。资深金融家沈茂云(时任军政府财务总监)向陈建议，在积极“振兴实业，扩大财源”的同时，设法聚集民间资金，成立“由军政府担保监督”的股份制中国银行，发行短期“军钞”，以“流通春货，周转头寸，充分利用余缺，以解当前燃眉之急”陈批准了沈的建议，银行定名为“中国银行”。随即，军政府在报纸上披露了“成立中国银行”的计划，并全文刊登了该行的“募集资本说明书”。

同年，165438+10月21，“中国银行”在上海开业。同日，名为“民国军钞”的纸币正式面世，进入金融流通，可在申城所有中资银行间自由兑换。这种军用纸币* * *有五分、一元、五元、十元四种面额，分为藏青、红棕色、橙黄色、石青四种不同颜色以示区别。军钞正面除“609年9月4日，黄帝年(发行)”和“上海通用汽车，只认票不认人”字样外，还有“上海陆军总司令”、“财务总监”等红色印章。

然而，在军钞顺利流通几个月后，第二年春末，上海突然发现有“掩人耳目，到处混，恶有恶报”的伪造“军钞”。这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人们的质疑和恐慌，各种谣言开始不胫而走，军钞的信用被动摇，流通被“叫停”。陈接到的报告。意义重大，他立即指示军政府财政局长会同公安机关调查“假军钞”的来源。由于作案者非常狡猾、隐秘，调查线索混乱。

就在这个当口，一封来自湖州军政分署的紧急密函送到了陈的办公桌上。原来，上海的“假军钞”已经蔓延到了浙江的地下。5月21日，一个叫陈谢三的人在湖州用大量假币进货，被事务所抓住，当场抓获。据该男子交代，他受人指使潜入湖州“混”假钞，1000多元已陆续流出；此前，他与同伙在上海多地作案，经手假钞20多万张。而他们这个团伙的主谋，就是隐居在沪东马铁路(今河南北路，当时属于英租界)千叶会馆对面2007号的陈少春。

这封密函于六月二日凌晨到达，这对陈来说正是时候！他立即命令军政府的侦缉书记官将此案通报“惠司缉捕所”(英租界设立的湖东派出所)，要求对方派人(俗称“西探”)前往马铁路逮捕陈少春。巧合的是，中国和西方的侦探在半路上迎面碰上了陈少春，并当场抓住了他。当他们来到陈寨时，他们正要进行一次搜查。然而，一脸郁闷的陈少春拿出一本外国护照，声称自己已经入籍英国。按照租界的规定，“中国特工除非有英国领事签字，否则不能搜查。”看到这种情况，几名西方特工立即改变态度，主张推迟搜查，把陈少春带走。军政府的侦缉员只好暂时离开陈宅，先协商“领事签字”——当天正好是星期天，上海的领事使团空无一人。第二天，当侦缉人员拿到“签名”并再次进入陈少春的住所时，他们在哪里能找到一点点“假军用钱”呢？

陈对此的反应相当果断。一方面，他以上海陆军总司令的名义，郑重照会“混合法庭”(租界的司法机关——作者注):强烈要求联合听证官“迅速派陈少春通报案情，惩办元凶”。如果谢忱需要与唐三对抗，军政府会随时派员来湖州；一方面，他还指示财政司督促中资银行“整顿军用钞票的使用”，凡是零散的伪钞退回银行，都要加盖“假票”的印章予以注销，防止其再次流入市场。几天后，鉴于市场上“人心惶惶，伪钞未消”，陈作出决定:凡是中国银行已发行到市场上的“军钞”，一律予以兑取，停止流通，以“彻底断绝伪钞的危害”。于是，就有了本文开头提到的6月11日的上海军政府公告。

民国元年，陈在沈城查禁“伪军钞”，整个事件从风声开始到结束，历时约一个月。由于陈的果断果断行动，一场可能引起金融动荡、危害人民、危害社会稳定、损害新* * *和政权公信力的“假币”风波得以及时、迅速、有效地消除。从一个侧面显示了这位1911国父的非凡学识和才华，无愧于孙中山对他的评价:“凡事勇而锐”，“是我党(国民党)的强人”！这件事之后不久，中国的局势发生了变化，国贼袁世凯上台了。当年8月，陈被迫辞去沪军总司令职务，军政府也被袁废除。不清楚之前被抓到伪造货币的两个罪犯后来怎么样了。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当初那些假军钞绝对不会出现在刚刚被平白“收回”的上海。然而，似乎很少有人提及陈在担任上海陆军总司令时“禁假”的史实。这篇文章只是对他的一个简短纪念。蒋介石和陈之间的友谊是非凡的。1906年，陈通过同乡、同盟会兄弟周丹友的介绍，认识了正在东京留学的(蒋介石)。两人一见如故，很快就成了义兄弟。蒋介石是由陈介绍入团的1908并结识孙中山的..江念念不忘这位比他大十岁的恩师的恩情，自称“陈烈士的化身”。“没有陈烈士，就没有国民党”。陈的密友张群、、邵元冲、吴忠信等人后来成为蒋介石政权的骨干，他的侄子和立夫兄弟也深得蒋介石的重用。蒋介石年轻时很穷。18岁去日本留学，认识了比他大9岁的陈。陈是共青团员。回国后，陈跟随孙中山成为上海督军，带着黑白黄道“路路通”。蒋介石在陈等上海名人的介绍下结识了上海的“流氓大亨”杜和黄，从而奠定了蒋介石在上海的基础。38岁时，陈被暗杀，为孙中山筹款。他的两个侄子和立夫参加了革命。蒋介石为他的师父陈之死痛哭流涕，所以他要善待陈的两个侄子。于是陈和陈立夫成了民国时期的重要人物，著名的“四大家族”之一。陈死于1951，陈立夫长寿，享年101。

刺杀陈的是他自己的部下程。成为了升官发财，被军阀冯的部下张宗昌收买，冯的“后台”就是袁世凯！张宗昌乔装成富商，带着70万“现代洋”的巨款到上海向同盟会“捐钱”，于是陈直接带着部下程，在上海萨波塞路被程枪杀(另据记载，张宗昌受袁世凯指使，派程以签约帮忙为借口，向袁索要资金，陈在日军一郎寓所内被当场枪杀)。陈死后，袁世凯的70万“摩登洋”成了冯、张宗昌、程的赏金。

1916陈被刺身亡后，蒋介石失去了上海的靠山，开始经济拮据。他需要找到另一种方法。因为投资上交所失败，他决定去广州投奔孙中山先生，以逃避债务。但债务人不让，又没有钱，蒋介石只好去找上海商界的“大老板”，而也是陈的朋友。但余这个商人是绝对不会做这种亏本的事的，于是介绍蒋介石祭奠黄老人:第一，可以用黄的牌子挡债主，没人敢收青帮弟子的债。第二，可以向黄借钱去广州。蒋介石别无选择，只能跟虞洽卿走。蒋介石递上了“黄是的学生”的红帖。因为黄想从得到些什么，他送了蒋介石200元路费，鼓励他去广州革命。

蒋介石在广州受到孙中山重用，成为黄埔校长。孙中山去世后，逐渐掌握了国民党的军权。结果11年后，1927年，蒋介石率领北伐军从广州出发，一路占领上海，成为闻名全国的北伐军总司令，成为当时的第一大人物。青帮老板黄又喜又怕:我高兴的是我的‘弟子’蒋志清(化名)大有作为；我怕的是民国领导人不能沾染“黑社会”。所以我亲自把蒋介石的门生这个职位还给了门。蒋介石客气地收回了他的门生职务，并不断感谢黄的帮助。黄受宠若惊，他们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黄、杜和上海“三巨头”、密谋以“中国* * *进大会”的名义在上海发布反* *通告，然后召集大批手持武器的流氓袭击工人纠察队，配合蒋介石军队在上海抓捕党员，为蒋介石巩固上海立下了汗马功劳。今黄家园内，桂林公园(黄故居)四大讲堂前，竖立着一块六七尺高的石碑，上面刻着“文行忠信”四个大字，上书“民国十九年”，下面的题字是“赠”。可见蒋介石与青帮老大黄一直保持着师徒情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