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名家写的春节(上)
春节一直是文人骚客写的主题。让我们跟随这11位名家，细细品味这一年的味道、氛围和眼光。
《红楼梦》
曹雪芹
到处都是佛寺灶君前烧香，王夫人正房院子里供香，大观园正门上有大角灯，到处都是路灯。贵族和绅士都用鲜花装扮起来。整整一夜，喧闹声、笑声、爆竹声不绝于耳，络绎不绝...
——这是红楼梦第53集。曹雪芹写花，妙不可言的笔墨，充满了旧王节的异彩。
二、过年
鲁迅
今年上海的旧年比去年更热闹。
书面语和口头语往往有些区别:或“废历”，孰轻孰重；或《古历》，情也。但对这个“日历”的处理是一样的:买单、祭神、祭祖、放鞭炮、打马将军、拜年和“恭喜发财”！
虽然过年不停刊，但是报纸上已经有情怀了；然而，那只是情绪，赢不了真相。一些英雄式的作家，也让人们常年辛苦，悲痛，纪念。然而，这只是呐喊，并不能赢得真理。中国有太多令人扼腕叹息的纪念馆，至少应该照常默哀；可喜的纪念不在少数，但又怕“反动派借机闹事”，所以大家的幸福无法发扬光大。
几经打压淘汰，所有节日都挂了，于是觉得只有这种“废历”或者“古历”还是自己的东西，更可爱了。那就更要庆祝了——这可不能用“封建主义”四个字来轻描淡写。
让人悲愤而常年劳作的英雄，一定是没有悲愤和劳作观念的人。事实上，悲伤愤怒的人们和辛勤工作的作家需要休息和快乐。古埃及的奴隶有时会冷冷一笑。这是一种轻蔑的微笑。不懂这笑容含义的人，只是安于现状，工作少了，失去悲愤的主人和奴隶。距离上一个日历年才二十三年，这次却放了三个晚上的花爆，让隔壁的老外“嘘”了一声:这个和花爆成了我一年来唯一的快乐。
——鲁迅先生对旧历年的态度似乎很平淡。1934年，他在《过年》里说，“旧历年才过了23年，这次却连续三夜。”可见鲁迅先生对旧历年一直是很淡泊的。比如1934对过年的普遍兴趣，也是他一生中非常难得的。
第三，童年前夕
胡适
每年除夕夜，我家总有一大群讨债的人，每人提着灯笼，坐在大厅里不肯走。大哥已经避免出门了。大厅里的两排椅子上坐满了灯笼和债主。我妈进进出出，做年夜饭，感谢灶神，给压岁钱之类的，就好像没见过这群人一样。半夜，差不多“关门”了，我妈从后门出去了。一个邻居来到我家，每个债务人开发了一点钱。行善作恶的，这群讨债的打着灯笼一个个出去了。过了一会儿，大哥敲门回来了。我妈从来没骂过他。而且因为是元旦，她的脸上从来没有流露出任何愤怒。这样的过年我已经过了六七次了。
——《四十读书》
第四，北京的春节
老舍
按照北京的老规矩，农历新年(春节)差不多从腊月初开始。“拉齐巴拉，冻死在西部寒鸦”，这是一年中最冷的时候。但是，严冬一过，马上就是春天了，人们并没有因为寒冷而降低对春节和春节的热情。在腊八节，人们会在家里和寺庙里吃腊八粥。这种特殊的粥是用来祭祖的，但仔细想想，这是农业社会的一种骄傲——这种粥是用各种大米、各种豆子、各种干果(杏仁、核桃、瓜子、荔枝肉、莲子、花生、葡萄干、菱角米...).这不是粥，是一个小型的农业展览。
腊八也会在这一天泡腊八蒜。这一天把蒜瓣放在高醋里，密封起来，过年吃饺子。到了年底，蒜泡的像玉一样，醋也有些辣的味道，让人想多吃饺子。在北京，春节期间，家家户户都吃饺子。
从腊八开始，店主们加大了地上买年货的力度，街上也多了不少摊位——卖春联、年画、蜂蜜用品、水仙花之类的，只有这个季节才会出现。这些赶年货的小摊，已经教孩子们心跳得很快了。在胡同里，叫卖的声音比平时复杂，有的只在腊月出现，比如卖宪法书、松枝、大麦籽、年糕等等。
有皇帝的时候，学童在腊月十九不上学，一月休年假。当孩子们为春节做准备时，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几乎是购买混合食品。这是用各种干果(花生、枣、榛子、栗子等)做成的。)拌蜜饯，带皮的普通，不带皮的高级——比如带皮的普通，带榛子的高级。孩子们喜欢吃这些零碎的东西。即使他们没有饺子吃，他们也必须买混合食品。他们的第二件大事就是买鞭炮，尤其是男生。第三件事恐怕是买玩具——风筝、空竹、口琴等。-还有年画。
孩子着急，大人紧张。他们必须为新年准备好他们吃的和喝的一切。他们还必须为孩子们制作新的鞋子和衣服，以便在新的一年里展现新气象。
23号庆祝新年几乎是新年的“彩排”。在旧社会，《人王》里家家户户一点着就响起鞭炮声，灶王爷的纸像随着鞭炮声被烧成灰烬，美其名曰送灶王爷上天。前几天街上卖麦芽糖和糯米糖的人很多，糖的形状是长方形或者瓜形。按老话讲:灶王爷如果有糖粘在嘴上，上了天也不会把家里的坏事向玉帝汇报。现在，还是有卖糖的，但只供大家享用，不再拘泥于厨王之口。
过了二十三，大家都会比较忙，转眼间新年就到了。除夕夜前，家家户户都要贴上春联，进行一次大扫除，这就是所谓的大扫除。我们必须准备足够至少一个星期的肉、鸡、鱼、蔬菜和年糕——按照老习俗，大部分商店在第一个月的第六天之前都是关着门的。如果不准备接下来几天的食物，临时补充也不容易。还有，旧社会，老母亲说除夕把该剪的都剪了不吉利，是为了把正月初一到初五的刀省下来。这是迷信的意思，但也说明我们真的是热爱和平的人，一岁连菜刀都不想动。
除夕真热闹。家家都在抢着做年菜，到处都是酒香肉香。男女老少都穿上了新衣服，在门外贴上了红对联，在屋里贴上了各种年画。所有的房子整夜都亮着灯，枪炮夜以继日地发射。在外工作的人，除非万不得已，都会回家吃团圆饭，祭祖。这一夜，除了很小的孩子，没有人睡觉，但每个人都要熬夜。
大年初一的场景和除夕有很大不同:除夕夜，街上挤满了人；大年初一，所有的店家都挂起了木板，昨夜燃放的鞭炮纸堆在门前，全城都在休息。
男人在中午前出门拜访亲戚朋友。女人在家接待客人。与此同时，城内外还有许多寺庙开放供人参观，商贩们在寺庙外摆摊卖茶叶、食品和各种玩具。北城外的大钟寺、西城外的白云寺、南城的火神庙(长殿)最为著名。然而，寺庙开放后的头两三天并不十分热闹，因为人们仍然忙于庆祝彼此的新年，没有时间和。农历五月初五、初六，庙会开始美丽起来，孩子们特别热情地去参观，为的是看看城外的野趣，骑驴，买那些过年特有的玩具。白云寺外的广场上有汽车比赛；在旧时代，据说有骆驼比赛。这些比赛不争谁第一谁第二，而是在观众面前表演骡子、马和骑手的优美姿势和技巧。
大多数商店在六月初六开门，燃放鞭炮。从黎明到清晨，整个城市的炮声不断。虽然张已经开张了，但是除了卖食品和其他重要日用品的商店之外，大家都不是很忙。店里的伙计们可以轮流参观寺庙，天桥，去看歌剧。
元宵(汤圆)上市，新年的高潮是元宵节(正月十三到十七)。除夕热闹，却没有月光；元宵节呢？恰好是天上的明月。元旦体面。家家户户门前都贴着鲜红的春联，人们都穿着新衣服，但还不够漂亮。元宵节，到处都挂着灯笼，整条街像喜事一样，热闹而美丽。百灯挂在著名老店，有的全是玻璃，有的全是牛角，有的是纱灯；有的五颜六色，有的全是画红楼梦或者水浒传的全部故事。在当时，这也是一个广告；灯一挂，谁都可以逛店；晚上在灯光下点蜡烛，看的人多了。这个广告不低俗。干果店元宵节要做一批杂食生意，所以经常会做各种冰灯，或者用麦苗做一两条青龙来吸引顾客。
广场上除了挂灯，还有花。城隍庙里点着一个火刑法官，火舌从法官泥塑的口、耳、鼻、眼中吐出。在公园里挂起天灯，像巨星一样飞向天空。
男女出来踩月亮，看灯，看烟火；街上的人拥挤不堪，一动不动。旧社会女性不轻易出门，元宵节可以获得一些自由。
孩子买各种烟花来燃放，就算不跑到街上调皮捣蛋，在家里照样可以玩声光。家里也有灯:灯笼——电影原著——宫灯，各种纸灯笼，还有纱灯笼，里面有小玲，到时候会叮当作响。大家也一定要吃汤圆。这的确是一个美好而快乐的日子。
眨眼间，我们到达了残光寺。学生要上学，成年人照常上班。新年在正月十九结束。腊月和正月是农村社会大家最清闲的时候，猪、牛、羊等。也都在长大，所以大家一年的辛苦都要杀猪宰羊。元宵节过后，天气转暖，大家又去上班了。北京虽然是城市，但也和农村社会一起过年，太热闹了。
旧社会，过年离不开迷信。除夕夜的腊八粥、关东糖、饺子都要先供奉给佛祖，然后人们才能享用。在除夕夜遇见上帝；在新年的第二天，财神将被牺牲，并吃元宝汤(馄饨)。而且有的人会去财神庙借纸元宝烧香。在第一个月的第八天，老人应该是幸运的，祈求他们长寿。所以当时最大的浪费就是买香蜡纸马的钱。现在，大家都不迷信了，我们可以把这笔费用省下来，用在有用的地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现在的孩子只高兴过年，不受那种迷信的影响。他们只有高兴，没有害怕——害怕神和鬼。也许，春节不像以前那么热闹了，但它是多么的清醒和健康。在过去，人们用鬼神的祝福来庆祝新年。现在是他们劳动的结束，大家应该开开心心的过年。
老舍先生作为老北京人的代表，熟悉老北京的风土人情。在1951写了一篇专题文章《春节在北京》，描述了北京春节前后的日程安排、饮食、礼仪等等。充满京味的语言为我们描绘了一幅老北京春节的民俗画卷。
五、过年恨
许·
“吃三十昼夜，正月初一穿。”不仅有大鱼大肉的食物不错，还有粽子和年糕的零食，还有橘子菱角，甘蔗和橘子的金蛋，花生。穿上红色、绿色和新衣服，孩子们在过年时会很开心。但从小到大，每到过年，我总会心生怨恨，只因为言论不自由。当你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张开嘴，经常吃东西是很重要的。随便聊聊也是必要的。说到过年，人们总会干涉他们说的话:不能说习惯了的话，不能提什么杀什么死之类的话，即使是声音相近的也要避免。也要说好听的话，比如长寿果，八宝菜；莲藕要叫匀匀，熟了的莲藕要叫浓郁。很明显一个人死了，说起来通常很好听。如果他死了，他就死了。春节，就像《流浪》里“祝福”里写的，要把字改成“老”。这真的很虚伪，我不佩服；再说我也不习惯所以，随时都很警惕，不敢随便说话，故意装聋作哑。但是，你总是要张着嘴动，被人干涉很烦。肚子饱了之后，你就不再觉得怎么吃了；不能畅所欲言，让人无法接受。所以回想起年轻时的过年，有点可恨，因为开心，开心。
除了言论自由，我还觉得小时候可恨，就是照常去拜养母。我害怕祭拜除夕。大年初一我可以起的很晚，跑到街上看报纸拨糖。我不愿意向别人低头，人家也不愿意接受；那时候我虽然还小，但成年的侄子侄女都要向我俯首称臣，让我觉得难以忍受。拜养母是我自己的事。我不能避免选择一个日期，租一艘船驶向十英里外的城市。送两坛老酒到小井庄，一担四箱，一对皮箱，莲子糖，桂圆鸡。养母白脸很善良，总是给我准备烟火和糖菩萨。我爱的糖菩萨；但是不会有人来拜访。在养母面前，我像往常一样躲在带我去的老奶妈的布裙子后面。我不想给我的养母打电话。我一直觉得，既然跟爸爸没关系，为什么要叫她妈妈？其实她没来我家；只是我大哥早逝，我怕养不了多少，所以做了这个教母，因为教母是个孩子。迷信和虚伪的礼仪成了我年轻时痛恨的第二点。
1911年光复，民国成立后，我改用阳历过年。当时我在市里的一所中学读书。学校按照阳历放假，家庭依然按照阴历过年。为了宣传农历新年，学校在农历新年期间严格维持上课。年轻人的心理改造对社会习俗的保守主义是可恨的。我记得有一年的农历大年初一是星期天。周六下午坐港船回家，第二天就没有港船了。我和一个同学一直走着去学校。人家在学校上课，在家里吃不到年货，也觉得可恨。
我结婚晚，刚在一所中专教书的时候，寒暑假还住在学校。看到庙里的和尚贴了“念佛拜年”的纸条，认为“写小说拜年”也是一种方法。而普通的亲戚朋友，有家人的，都觉得无家可归过年太淡定了，而我因为请人过年被当成了穷人，让我觉得过年又是一件可恨的事。
抗战时期投靠闽西、闽北；福建永安虽然建了新省会，却保留了过年的旧习俗。这不仅仅是仍然讲究农历的过年；所谓老习俗，就是除夕夜，街上冷清到连个猪爪都买不到。有的人，老公阳历过年，老婆阴历过年。照例我家阳历不算太老，阴历也不算太老。但是日常蔬菜一定要准备；农历几天买不到东西，就要多准备；恐怕我不新鲜。按照老家的习俗，我打算在除夕夜买。知道那里已经太晚了；今年有几天，没有肉类和蔬菜进口。人家过年了，我家过得不好过；岂不是可恨？
后来，他搬到了山里的乡下；农村氛围淳朴，邻里关系更好；到年底；有的送大蒜，有的送糕点饺子，有的送自制豆腐；楼主送鱼；没有烦恼，没有食物。然而，大年初一，自然是农历，难事来了；很多女邻居，三寸金莲穿着绣花鞋，端着一个铁皮茶壶，端着一个茶盆敬一杯冰糖茶，虽好，却是失礼；刚开始我找借口提前回避，结果让他们多走几趟，还是一直坐着等，非要喝几杯。我的名字叫恨茶。我在一个偏远的村庄喝了很多茶来庆祝新年。
现在孩子大了一点，社会习俗还在。就像《流浪的祝福》里写的“旧历的结束终究像是一年的结束”，无论战争有多激烈，只要一年到来，鞭炮声就像往常一样随时可以听到。所以孩子们也应该玩一些烟花。过年烟花的火药气体应该是香的，但在战场上却是臭的。不知道战争中过年烟花的火药气体是臭的还是香的。不能说不臭不香；即使被认为又臭又香，也很难得到；总是一股可恨之气！
-原载1949 65438+10月1论语No。1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