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润土形象的多重意义

——并简要分析了故乡的地方形象

19基类201930022011刘依娜。

故乡收录在鲁迅的小说集《呐喊》中。这部小说与鲁迅以前的小说相比，更加具象，没有《狂人日记》那样强烈的抽象性。这是一部开创性的乡土小说。作者对家乡的人、事、物的描写都带有强烈的个人感情，使得《故乡》中的“故乡”形象具有极大的主观性。这种主体性来源于“我”，一个受到启蒙文化影响，具有启蒙思想的人，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状态下，感受到了故乡文明的疏离。在西方先进的精神文化参照下，家乡的传统文明在我眼里明显成了落后的“他者”。从小无意识接受的文明，在我自觉选择接受文化自觉后，已经失去了原有的亲和力。我的家乡还是那个不变的家乡，但人已经不是那个无条件接受家乡一切的人了。

但《故乡》中的“我”也是鲁迅，他并不只是逃离这个落后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故乡”。鲁迅感伤的乡愁潜伏在文字之下，略显焦虑的叙述和故事，正是他仍然关心故乡并想改变它的表现:“以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为核心的现代西方精神，使它在启蒙和批判中包含了对故乡的爱。【1】面对乡土文化，有启蒙叙事和浪漫叙事两种叙事方式。《故乡》的叙事风格无疑属于前者。

在故乡的启蒙叙事中，鲁迅把启蒙的重心放在了“闰土”这个形象上。不同于以往的“启蒙”叙事，鲁迅式的讽刺几乎完全丧失。作者的人物观不再是智者对愚者的启发，而是在平等人的基础上，通过不同时期“我”对“闰土”形象和情感的曲折变化，表达自己的忧虑和思考。

男孩的闰土是最自然的土，有一种朴素状态下的自然道德，是人性的自然表达。在这个时期，闰土不需要太多接受传统社会道德下形成的观念，也没有外力强迫他接受传统的社会道德，因为这个时候，闰土没有生存的压力，他还有父亲，社会也会因为男孩的年龄而对闰土的行为采取宽容的态度。在这里，“我”对少年闰土的怀念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从生活的角度来看，童年那种真挚无原则的情感，在长大后的成人世界里是很难找到的，是对他们简单朴素友谊的怀念，是一种情感需求；同时也是对小时候无忧无虑生活的一种怀念寄托。就像男生的闰土，男生的“我”里我不需要考虑太多的现实，也不会给我承受太大的压力。现在要承受来自物质生活的压力，接受相对先进的思想后，也有思想上的痛苦，就像鲁迅自己讲的“铁屋子”的故事。第二，从观念上看，男孩的闰土是活泼的、生动的、有创造力的，他显然很有可能成长为当下“我”观念中的“现代人”。他是希望的代表，至少带有一些“我”的希望意义。

然而，随着“润土哥哥”这个简单的“主人”，所有把“我”放在年轻的润土身上的有意义的希望和感情都被驱散了。生活的场景不仅提醒我过去的感情和安逸已经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也提醒我原本寄予他的微弱希望也已经破碎。近代著名思想家福泽谕吉在《文明简史》中提出了“公德”和“私德”两个概念:“第一，属于内心活动的东西，如诚实、纯洁、谦虚、严肃等，称为私德。第二，廉耻、公平、正直、见义勇为等社会行为称为公德。”[2]此时，润土少年时所具有的“公德”已经逐渐丧失，他已经接受了以儒家仁义为核心、等级观念明显的社会道德，这实际上是一种“私德”。闰土已经被习俗规训了，这种规训的状态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我们隔了一堵悲伤的厚墙”[3]。“我”与“润土”之间的鸿沟由此产生，这不仅是“我”与润土价值体系之间的鸿沟，也是启蒙文化与仍处于传统社会状态的中国文明之间的鸿沟。故乡写于1921年，此时辛亥革命已经过去了10年。然而，文化正在逐渐渗透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头脑中，但习惯积累的“文明”一时半会儿改变不了方向，广大中国人民仍然按照自己原有的生活方式生活，制度的改变也无法在短时间内改变他们的生活。鲁迅先生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前文提到，《故乡》这部小说比鲁迅以前的小说更具体，其中精英意识和精英思想的失落更为明显，这似乎显示了鲁迅先生以前思想的某种反思。在家乡，我也对润土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做了一个小小的探讨。从讨论中也可以看出鲁迅对如何“启蒙”作了一些新的思考:“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苦，使他看起来像个木偶。”[4]润土小时候所拥有的“公德心”是如何被文明驯服而变成私德的？当然，这并不是说私德需要抛弃，而是说每个人都应该有公德。“如果把追求虔诚的私德视为人类的天职，把社会的一切都以私德为主导，其弊端也是非常可怕的。因为要达到崇高的境地，就要分清地点和时间的条件。”[5])是当时的生存压力，政局不稳，经济不发达，制度不完善。一个人没有坚实的经济基础，如何坚持自己的个性？不融入这个社会环境怎么生存？在融合的过程中，需要放弃或隐藏一些无法与传统社会很好融合的原有特征。跑者只有在社会稳定繁荣的基础上，才能维持自己的“公德”身份。而如何让社会有这个基础？这仍然需要中国知识分子不断改造中国传统文化中积累的东西，改变不合理的制度，改变过时的观念，破旧立新，从而发展经济基础，影响广大中国人民的生活，促进落后文明的不断文明。在小说的结尾，鲁迅把这种责任和希望留给了他们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但是，我不希望他们因为要生气而像我这样辛苦地活着，也不希望他们像别人那样辛苦地活着。”他们应该有一个我们从未经历过的新生活。" [6]

润土形象中的多重意义是一步步递进的，最终润土形象中包含的各种意义和情感得到升华，从而抽象为一种思想的普遍表达。正如鲁迅自己所说:“所以我的素材多取自病态社会中的不幸者，意在揭示苦难，引起治疗的注意。”[7]后来，“我”的侄子，润土·水笙的儿子，谁说小时候不是“我”和润土？当两个孩子再次分开时，他们似乎在重蹈覆辙，但他们毕竟不同。因为在《呐喊》的开头，已经有人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声音，而当“我”与润土分离的时候，一切还是那么寂静。

参考资料:

【1】余荣虎。周作人，矛盾，鲁迅与早期乡土文学理论的形成[J]。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7 (3): 151。

[2][日]福泽谕吉。文明史简史[M]。北京编译器。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73。

[3]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507。

[4]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508。

[5][日]福泽谕吉。文明史简史[M]。北京编译器。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77。

[6]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510。

[7]鲁迅。鲁迅全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