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光葵的重大事件
与蒋介石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多次交涉。最后，在3月28日，1929，他签署了经济援助协议。《经济援助协定》包括两个撤军照会、一个损失调查议定书、一个双方终止经济援助声明，规定经济援助损失问题由双方指定同等人数的成员实地调查解决；双方在处理损害赔偿时采取宽大处理；日军在两个月内撤出山东。日军撤走后，中国市政府负责保护日本华侨的“生命财产安全”。
这个协议看似公平，实则对日寇有利。由于“济南惨案”的主要参与者和制造者并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在重光葵的活动和南京国民政府的盲目妥协退让下，双方还发表了“助案的不愉快感情已成过去，以期外交关系更加繁荣”的声明，使日本达到了侵略目的，摆脱了外交困境。在济南“立功”的重光葵于6月5438+0931 1被任命为日本驻华大使馆参赞兼驻沪总领事，并以参赞身份被授权代行驻华公使职务。在重光葵任期内，中日外交关系越来越缓和，双方开始就关税、领事裁判权等问题进行谈判。然而，以军事部门为代表的日本侵略军却不断为武装侵略中国东北兴风作浪。1931 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那一天，关东军占领了沈阳。
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二天，时任驻华公使的重光葵立即拜会了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宋子文。中方要求，为避免局势恶化，应尽快寻求当地解决方案。重光葵没有立即答应，而是给当时的外务大臣栗原基次郎发了一份电报，等待答复。他还直接对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顾维钧说:“张学良在锦州的态度是危险的。为避免与日本发生冲突，张学良应迅速撤出锦州，日军不得前进。我认为最好在中间设立一个中立区，避免冲突。”他的意思是让东北军撤退而不激怒日本侵略者。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强盗逻辑的霸权侵略？
1932 65438+10月12、重光葵从上海回到东京汇报工作。犬养毅内阁讨论了对华政策，重光葵同意当时外交部亚洲局局长谷正之的意见。他们虽然支持日本的侵略扩张，但出于战略考虑，认为当时不宜在上海挑起新的事端，因为这可能导致日本在国际环境中的孤立。但日军的侵略野心不断膨胀，很快就挑起了“上海事变”。
上海“二八事件”源于6月1932+10月18日的“日莲宗和尚被杀”。日方将责任归咎于上海三友实业有限公司工人，并于65438+年6月26日向上海市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道歉，惩办凶手，解散抗日团体。65438年10月27日，重光葵奉外交大臣方泽之命，乘坐长崎丸号前往上海解决中日冲突。28日，日本海军陆军进攻上海，上海守军奋起反击。
当重光葵于2月1932日1到达上海时，情况已经进一步“恶化”——日军侵略在上海驻军十九路军的顽强抵抗下损失惨重，已无力前进。当时在日内瓦的国联会议上，日本因为九一八事变受到其他成员国的批评，处境尴尬。有鉴于此，作为具有外交背景的官员，重光葵首先意识到，如果日本战败，日本在国际上将处于更加被动的地位。因此，他和其他前线官员一样，积极主张向上海增兵。16年2月，他亲自给内阁发电报，要求军队增援上海。
在重光葵电报和军部的推动下，日本内阁继2月初派遣陆军第九师团和海军第三舰队增援上海后，于2月23日1932通过决议，增派11个和14个师团在上海组建军队。前国土大臣白川方明被任命为上海派遣军司令，准备强行登陆。
3月1932，1，日军在海军的配合下成功登陆。中国守军遭到敌人攻击，全军被迫退守嘉定、黄渡。重光葵认为目标已经基本达到，进一步进攻的时机尚未成熟，因此他敦促白川吉泽将军发布停战令。3月4日，国联作出中日停火决议。日本开始使用外交手段——接受国联中日停战谈判的决定，巩固侵略“胜利”。
65438年6月4日，国联调查团抵达上海。21，视察松湖战场。24日，上海停战谈判会议在英国驻上海总领事馆举行，顾维钧为中方首席代表，重光葵为日方首席代表。由于日方要求的条件苛刻，中日双方很难就核心问题——日方撤军的地点和期限——达成一致。中国要求日军彻底撤退，恢复“1.28”事变前的状况的正义要求遭到日方拒绝。日方恬不知耻地表示，原则上可以定期撤退到租界附近，但不能对从租界附近地区撤退设定时限，要“视具体情况”决定。这实际上是进一步扩大日本占领范围的无耻要求。更有甚者，日方甚至提出日本飞机可以自由刺探中国防线，这当然是中国不可能接受的。
到4月中旬，双方谈判仍未取得成果。12，中国要求国联召集19委员会，敦促日本坦率谈判，确定撤军日期。在中日停火谈判无结果的情况下，侵华成功的日军在庆祝“天长节”(裕仁生日)时，得意洋洋地策划于4月29日在虹口公园举行所谓“淞沪两战胜利庆祝大会”。
日本占领者的行为极大地刺激了当时上海的爱国人士，他们准备采取暗杀活动来归档这些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但“天长节”庆典只允许朝鲜人和日本人进入会场，于是国民政府行政院代院长、淞沪警备司令陈等人决定采取暗杀手段破坏日本人的庆典活动。陈找到人称“暗杀大王”的好友，向他透露了这个想法。王表示支持。但为了慎重起见，日方声称不允许日本人进入“朱杰会议”，因此难以下手。王于是建议请流亡上海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派人来完成这件事。王找到与他交情较深的临时政府内务总长安昌浩，向他提出此事，并提供资金4万元。安昌浩随后会见了时任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警察部长的金九。金九认为这一计划还能为韩国独立运动增添声望，因此他表示愿意承担这一任务并为此积极准备。接受这一任务后，金吸取了李凤昌刺杀裕仁失败的教训，进行了严密的炸弹准备。与此同时，金找到了被流放到上海的年轻朝鲜人尹来实施暗杀。熟悉日语、意志坚定的尹当即同意打头阵。4月26日，尹加入韩国爱国军团，宣誓在韩国国旗下合影。他找到了朝鲜的爱国革命家尹。尹知道在日本“朱杰会议”上挑起事端意义重大，于是欣然接受了命令。1932年4月29日，近65438+万日军士兵和侨民聚集虹口公园，尹的炸药被成功混入会场。10整，“庆典”大会正式开始。重光葵作为日本驻华大使和“淞沪两战”的“功臣”之一，与白川方明将军、中将·上田·健治、第三舰队司令野村三郎太等主要领导人一起坐在检阅台上。为了向其他国家炫耀，美、英、法等国驻上海的领事也应邀出席。首先，礼炮响起265，438+0，然后中将·上田·千吉下令开始检阅，军队中约有65，438+0.5万人。10: 30左右，阅兵结束后，各国驻沪领事基本撤走，日军举行所谓“军民联欢会”，庆祝“淞沪会战”胜利。
大约在11: 30，主席台上只剩下日本军政要员，尹知道机会来了。就在“朱杰会议”达到高潮，台下和台上唱起日本国歌的时候，尹抓住时机，冲出人群，跑到离主席台几米远的地方，把藏在他身上的炸弹扔了出去。炸弹爆炸，伴随着巨大的声响和浓烟，公园立刻陷入混乱。
重光葵正在领奖台上得意洋洋地欣赏“胜利”，这时他被炸弹的冲击力抛到了很远的地方，左腿血流如注。坐在中间的指挥官白川被炸得遍体鳞伤，鲜血直流，台上的其他军政要员无一“幸免”。重光葵的左腿受伤了，而白川方明不久后也因重伤不治身亡，这也是一种应得的惩罚。
5月5日，中日正式签署《上海停战暨日本撤军协定》，即《淞沪停战协定》。协议的主要内容包括:中日两军自协议签订之日起停止在上海周围的一切敌对行动；中国军队从上海周围撤出，留在安亭至浒浦口一线以西地区，并承诺不再重建吴淞口炮台，淞沪地区不得有防御设施。日军退守上海租界和虹口跨境路施工区，但部分日军可暂驻上述地区的毗邻地带；* * *成立委员会，成员由中国和日本以及英国、美国、法国和意大利代表组成，负责监督和协助本协定的实施。通过这一协议，日本获得了在上海许多地区长期驻军的权利。重光葵从“外交”上巩固了日本侵略的“成果”。他显然是日本侵略集团的重要成员。1933年，伤愈归来的重光葵被任命为日本外务省副大臣。当时，外相内田康成因年老体弱正准备辞职，而重光葵极力推荐广田弘毅接任。内田外相辞职后，广田弘文接任外相一职。重光葵推荐立功，留任外交部副部长。
1933以后，随着“满洲”的占领和傀儡政权的建立，日本侵略进一步向华北渗透，广田外相的政策是配合日本军事侵略。当时外交部对华北军队的具体情况不是很清楚。重光葵曾在中国工作过很长时间，对中国的情况比较了解，所以广田派他和负责亚洲事务的亚洲局局长顾去研究日本的对华外交政策。其中，重光葵最著名的策略是找出如何利用溥仪建立一个“伪满洲国”。
同时，重光葵认为最好不要扩大满洲问题，而要“促使满洲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从而使中国承认满洲的既成事实。在这一思想下，他主持并指导外交部制定了“对华三大政策”，主要包括:一是按既定政策建设“满洲国”，但不要求中国立即承认，等待时机使其承认这一既成事实；促进中日经济合作，实现中日友好合作方针；排除促成中日争端的第三国、第三势力的行动和政策。此外，还应反对* * *生产党势力在中国的发展，尽力采取外交手段制止试图给予中国武器和财产援助的第三国及其国民的活动。
重光葵宣称，日本对维护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秩序负有“特殊责任”，通过“提醒”、“教育”、“引导”等方式使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深刻理解日本的“态度”，是一项长期的、审慎的、耐心的工作。显然，这是重光葵长期渐进侵略野心的表现。1936 65438+10月21日，广田弘毅发表所谓“对华三原则”，包括:禁止一切反日运动；建立中国、日本和满洲之间的经济合作；实现中日满* * *防。臭名昭著的“广田三原则”是由重光葵制定的“对华三政策”演变而来的。1945年8月5日，日本裕仁发布《停战书》，宣布日本无条件接受《波茨坦公告》，向同盟国投降。同一天，皇室出身的东宫国王东史彦接任坎塔什铃木首相一职，并组建了新内阁处理投降事宜。重光葵被任命为内阁外交部长。
驻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要求日本发布三个文件:一是天皇公告，即停战书；第二，交出文件；三。1号总军令(包括日军无条件投降、立即裁军、下令停止使用一切战争手段、停止军需工厂生产等。).日本投降书签字仪式定于8月31日，在东京湾密苏里号军舰上举行。要求天皇、政府和最高统帅部的代表出席。8月27日，经天皇批准，东国首相派外相重光葵作为天皇和政府代表，陆军参谋长梅津美治郎将军作为军事总部代表，作为投降文件的签字特使。
投降仪式后来推迟到9月2日1945。出席受降仪式的日方随行人员有外务省终战部长冈崎胜男、终战部长葛西俊一、陆军参谋本部第一部部长三郎太太田、中将宫崎、陆军省的少将安次盖娜和景岛乐杉田、海军的少将横山一郎、柴田的少将友田和大辅。
9月1，0945日，密苏里号的炮手中校·霍勒斯·伯德在甲板上进行投降仪式的彩排。9月2日，陆海军的盟军将领和中、美、英、苏等战胜国代表，于早上7点半左右，由一艘美国驱逐舰首先抵达密苏里号。不久，以重光葵为首的11日本投降代表乘另一艘美国驱逐舰抵达。
8时许，一名拄着拐杖、步履艰难的日本公务员在一名美国军官的带领下登上了密苏里号。他就是外交部长重光葵。签署战败投降书对重光葵来说是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他受伤的腿装上假肢后，行动还是很不方便，上舷梯也异常艰难。但站在他身后的梅津美治郎沉浸在不甘失败的羞愧和愤怒中，却对重光葵的不便视而不见。船上的一名美国军官帮助重光葵爬上军舰。他们一行人从后甲板走向军舰，受降仪式在前甲板举行。从后甲板到前甲板，一瘸一拐的重光葵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他的脸很难隐藏。在一片混乱中，他终于爬上了通往前甲板的扶梯。
日本代表团就位后，投降仪式正式开始。首先，大家立正，听牧师祈祷。接着，麦克阿瑟发表了一个简短的讲话:我们，交战国的代表，聚集在这里签署一个庄严的协议，这样和平才能恢复。涉及截然相反的理想和意识形态的争端正在战场上出现，所以我们不需要在这里讨论或争论。作为地球上大多数人的代表，我们不是怀着不信任、恶意或仇恨的精神聚集在一起的。实现更高的尊严是双方的责任。只有这种尊严才能有助于我们将要争取的神圣目标，这样我们所有的人民才能带着我们将要在这里毫无保留地获得的理解忠实地执行这种理解...我真诚地希望，事实上，这也是全人类的希望，从这个庄严的时刻起，一个美好的世界将从过去的流血和屠杀中出现，一个基于信仰和理解的世界，一个为人类奉献的世界。
麦克阿瑟演讲结束后，重光葵作为代表递交了日本投降书，并递交了一份帝国投降书。9时04分，重光葵代表日本政府在投降书上签字，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大本营签字。后来盟军最高司令麦克阿瑟在投降书上签字，表示接受日本投降。接着，尼米兹将军、徐永昌将军、布鲁伊·奥斯汀·弗雷泽海军上将、德雷维扬科将军、托马斯·不来梅将军、穆尔-戈斯格罗夫上校、勒克莱尔将军、赫尔·弗里斯将军和伊西特将军分别代表美国、中国、英国、苏联、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荷兰和新西兰逐一签字。签字后，麦克阿瑟宣布:“让我们祈祷世界恢复和平，上帝会永远保佑它。仪式到此结束。”听到仪式结束，重光葵立即登上汽艇返回岸边，并前往皇宫向皇帝报告。
9月2日夜，外务省有关官员得到信息，占领军总部为了统辖各行政部门，可能在日本进行军政。如果是这样，日本将完全处于被占领土的管理之下，完全没有自主权。本来已经战败的日本政府听到这个消息更加惊恐。3日上午，重光葵立即前往盟军总部所在地横滨，与麦克阿瑟元帅进行谈判。他说，在日本开展军政不适合日本的现状。同时，他多次论证日本皇室一直热心于和平和人道主义，要求联合国军不要进行军政，而要把日本改造成新的政治体制。后来证明，重光葵当时的活动确实起了作用，因为占领军没有实行军政，也没有废除天皇制。可见美国以同盟国的名义单独占领日本后，对日本的改造并不彻底。在盟军占领初期，美国报纸指责被定为战犯或与战争密切相关的日本内阁成员。在这种压力下，重光葵辞去了东国首相的职务。1946年4月29日，重光葵被正式定为甲级战犯，后被关押在东京朝雅监狱，等待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战犯的审判经历了漫长的质证和法庭辩护过程。重光葵关于个人犯罪的法庭辩论主要集中在1947年2月3日下午至2月4日上午这段时间。为了掩盖罪行，逃脱罪责，重光葵竭力为自己辩护。他让为自己辩护的美国律师万尼斯找到他被发配过的所有欧美国家，并要求这些国家与他有工作关系的外交官提供辩护证词，以表明他是爱好和平的自由派，是停止战争的反轴心国盟友，希望减轻自己的罪责，全身而退。
经过律师的活动，最终答应为重光葵提供证词的欧美外交官有:前英国驻日大使圣罗伯特·克莱奇、前英国国务卿汉基、前《晨报》主编哈桑·奎因、前瑞典驻日大使韦特伯格、前美国驻英国大使老约瑟夫·帕特里克·“乔”·肯尼迪..他想用这些欧美外交官的证词更有“分量”，为自己脱罪。事实上，即使他开展了“和平”外交，也只是为日本对外侵略的活动和目的服务的工具。但这些外交官的证词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欧美法官的量刑判决。
整个庭审和答辩阶段一直持续到4月底1948，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布休庭，直至宣判之日。战犯们被关在月牙监狱，战战兢兢地等待着自己的审判。重光葵和其他战犯一样，被困在监狱里，等待审判的每一天都是难以忍受的。他觉得自己的心已经快衰竭了。
他在日记中痛苦地写道:“审判的判决一拖再拖。据说最晚6月底才能做出最终判决，现在又说是在11月。距离4月16日休庭已经三个月了，真的太久了。在刺眼的电灯下日夜被严密监视，对人的神经是很大的负担。头对着两摞宽的房间门口，在长明灯下睡了一夜。哨兵不停地在走廊里走来走去，让人难以入睡。大多数哨兵肆无忌惮地叫嚣着，白天没能躺下睡觉...所以他们不能闭上眼睛。为了消磨漫长的时光，不会下围棋、象棋、麻将的人通过木户的联系，向狱官学习制作杜松子和苎麻网，每天都干得轰轰烈烈。.....最近，布鲁姆船长把收音机放在院子里给人们听。等待命运的到来，人们的内心几乎疲惫不堪。偶尔和木本聊几句，他回忆起过去我们的军队有多暴力，军务局就像一个政府。如果战争早点结束，如果今天军部还有，那就太可怕了。昨晚，隔壁的平沼突然用一种奇怪的声音叫了起来，把哨兵吓了一跳。这个人经常这样发作，晚上噩梦缠身。我昨晚睡得很早，正好上尉·罗宇胜来视察，哨兵慌了。”从重光葵的这些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那些罪孽深重的日本战犯在朝雅监狱等待审判时，正处于回忆自己罪恶的“煎熬”和不知道自己最终命运的焦虑之中。
1948 165438+10月12，审判的时刻终于到来了。由于一些欧美外交官的辩护证词，重光葵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7年监禁，这是所有日本甲级战犯中最轻的判决。重光葵在朝雅监狱服刑一年后，于6月获得假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