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关于中日文化和习俗比较的短文，最好是日文和中文的。
一个
中国人倾向于从大局和表面来看待日本。首先，我们可以看到日本是一个海外岛国，是一个小国。其次，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学习了很多中国文化，这让我们受益匪浅。可以说，这两种印象已经成为日本民众头脑中无意识的刻板印象，由此衍生的根深蒂固的轻视心态也导致日本民众无法真正了解日本，在与日本的交往中更难保持平和的心态。
中国古代的历史典籍极其丰富，但对于与我们交流了一千多年的邻国日本来说，详细准确的记述实在是凤毛麟角。反而是太多表面的，道听途说的谣言。
据中国史料记载，两国交往始于公元前108年，汉代日本部落向乐浪县进贡。公元240年，魏代表团首次赴日“拜见日王”。魏与日本建交的动机之一，据说是为了牵制吴，因为它误以为日本的地理位置是“会稽、东野之东”。(魏徵传/日)在早期航海能力的限制下，中国对日本的情况产生误解是很自然的。所以虽然名义上把日本纳入了中国的册封体系(当时日本还处于分裂状态)，但是双方的交流并不密切。南朝刘宋时期，已经初步完成政治统一的日本第一次提出百济、新罗将军称号的请求，是日本在朝鲜半岛野心的开始，值得注意。刘崧对此的反应是拒绝，但他显然对了解日本局势的变化不感兴趣。《梁书》说:“东夷之国，朝鲜之大。”这说明在中国的封圣体系中，日本没有朝鲜重要，其染指朝鲜半岛的企图是不被允许的。在随后的几百年里，中国人对日语的了解基本上停滞不前。虽然史书中保留了《日本人传》的条目，但《日本人传》的内容并没有脱离《魏徵/日本人传》的窠臼。
中日交流在隋唐时期达到第一个高潮:日本向唐朝派遣了18次使节，唐朝的使节也8次穿越日本。然而，王振平在《汉唐中日关系史》中指出，中国的朝廷“从未区别对待五世纪前的日本部落和政治统一后的日本”。他说日本大使600年访华，但没有像过去那样向隋炀帝要爵位。“此举是一个重要的外交信号:中日之间的君臣关系发生了动摇，日本不再视自己为日本的附属国。”这标志着中日关系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但取代了短命隋朝的唐朝，在对日关系上表现诡异。百江口之战是中日第一次交战，唐军打败了日军。战后，日本窥探朝鲜半岛的野心和对中国主导的册封制度的执拗暴露无遗，但唐婷并未深究。无论是《旧唐书》还是《新唐书》，都没有提到百江口之战，只是在指挥这场战役的刘的传记中有所提及。相反，唐婷还对日本“与敌人作战的国家”的使命给予了高度的尊重。753年，日本使臣不满自己的地位低于新罗使臣，在唐婷发生了长度之争。虽然对这一事件的真实情况存在争议，但日本使节在仪式上的排名确实领先于许多外国(西方第二，仅次于吐蕃)。唐玄宗曾称日本为“书生之国”。在唐朝的记述中，日本是“富强有礼”的，其采用“汉制”也受到了称赞。日本其实普遍建立了“夷夏”观念，这是“日本中心论”的翻版。在内部文件中，甚至有政令称“唐国”为“夷地”，朝鲜视为“近属”，唐视为“远属”。不难想象，如果这种态度的真相被唐婷知道，它一定会勃然大怒。然而，唐婷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不但没有既往不咎，还派日本使节到唐朝来去自由，吸取中国的文化精华，壮大自己。
唐朝「宽大」的原因是什么？是“天可汗”的虚荣心过剩导致只要求日本制造出“洋人四服”的假象而沾沾自喜吗？还是根本就是马虎大意，没有时间也没有意向去了解日本的实际情况？从史料分析，两者都有成分，无论哪一种，都如石晓军在《中日相互认识的变化》一书中所说，说明“唐人忽视了日本。"
唐朝几次派使节去日本，似乎都没有弄清日本的真相。在日本的史料中，甚至有唐使前几天向天皇辞行的屈辱记录，说“有幸得此殊荣”(779年，赴使馆)。虽然我们可以怀疑这些描述可能是日方吹嘘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唐朝的使节们并没有识破并揭穿日本的帝国梦。这些使节回国后隐瞒所见所闻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去日本，虽然远在海上，但不是很重要，纯粹是走形式，有风险的任务。所以，不如“入乡随俗”。比如裴石清，就像王振平说的“见天皇时，按日本习俗行礼似乎不妥”，其实只是“变通”；第二，日本方面也采取了一些混淆视听的手段，避免把局面搞僵，直接对唐提出公开挑战。例如，当孙金星访问日本时，一些日本大臣也建议他们不要自称为天皇。尽管他们普遍反对，皇帝还是辞职并接受了他的国书。日本《华夷论》哀叹:“然而，我倒了皇位，唉！”(关于唐使团访日的情况，见王振平《汉唐中日关系史》。)
在书中，王振平还仔细分析了中日之间交换的外交文书，并提出日本在文书中利用日语发音和阅读训练的差异，有效地保持了与唐国的对等甚至更高的地位，同时又不失自尊。比如文件中的“天皇”二字，用日语写成“要美要美”，隐藏了“天皇”的真正含义。735年，唐朝著名宰相张九龄起草的驻日国书，以“日王尚美德”为开头，这是对诸侯的称呼，“日王尚美德”显然是以此为名。同样的语言，用两种方式表达，是在直书《日源是天子》容易陷入困境的情况下的狡猾想法。但王振平认为，归根结底，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隋唐时期处理中日关系的官员“对日本文化一知半解，误信中日同属一个物种、同一种语言的谣言”从中国人的心态出发，他们只满足于维持形式上的虚荣心，却不知道日本的真实信息已经被忽视和扭曲。
接触多了，线索难免会泄露出去。《旧唐书》记载，日本来使“入朝者，自傲不真”，但唐政府并不把这个“诸侯国”放在心上。这是中国人对日本看法的一个极不明智的开端。其实中国人的粗心真的是过分了。在这部完成于五代的《旧唐书》中，出现了《日本国传》与《日本国传》并列的荒谬现象。两篇文章的篇幅只有几百字，日本和日本的关系到底是什么不得而知。
894年，裕多皇帝以圣旨废除了驻唐使节，唐朝也长期陷于内忧外患之中。随后五代十国大乱，中日关系再次进入沉寂阶段。直到宋代，两国官方往来仍然很少。虽然民间贸易和僧侣交流比以前有所发展，但只追求利润的沿海商人和以传播宗教思想为目的的僧侣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善中国对日本人无知的基本状况。
蒙古帝国的崛起改变了东亚的政治格局，日本成为他们的征服对象，但元军的两次渡海进攻相继受挫。这里我想指出的是，如果多了解日本的自然环境、地理特征、国内驻军等信息，元军就不会再被打败，至少要注意登陆地点和作战日期的选择。当然，南宋和朝鲜的投降仆从军斗志低下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元代中日关系的特点是官方接触断绝，民间贸易不断增加。特别是随着航海技术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形成了一些专门从事海上贸易的商业集团，使两国受益，成为“中日合资跨国公司”。一旦受到威胁或阻碍，商业集团就可能转变成一支武装力量，这就是所谓“敌人”的由来。
二
到了明朝，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彻底打击张士诚、方国珍等割据势力的残余，实现一个农业帝国的理想“长治久安”，迅速出台了海禁政策。同时，朱元璋声称要驱逐路虎，帮助中国，他也决心重建以中国为轴心的“华夷”国际秩序。这两点堪称对明代中日关系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基石。
和过去一样，以朱元璋为首的明朝朝廷在对日本的认识上进步不大。朱元璋轻率地把日本列为“不征之地”的第二位，而不是一个需要小心提防的潜在对手。特别令人费解的是，由于日本被怀疑卷入胡叛乱案，朱元璋“对日本特别生气”，在《祖训》中也指出日本“实为欺骗”，但他并无谴责之意，而只是“决定放弃”，即断绝与日本的往来。有人认为朱元璋的处理方式受到了忽必烈对日两次灾难性征讨的影响，但最重要的原因在他洪武四年颁布的圣旨中有详细解释。圣旨说:“海外蛮夷之国，有苦于中国之人，必问之；如果你不是中国的病人，就不要尽力。古人云，地大物博不是长久之计，人民的劳动才是混乱之源。例如，杨迪皇帝发动了一个师旅，征服了琉球，杀了外国人，烧了他的宫殿，俘虏了成千上万的男人和女人。得地不足以供，得民不足以令。我推崇虚名，我自愧不如，史书上记载是为了后人。我用蛮族国家封山渡海，我被孤立在一个角落里。如果我不是中国的病人，我绝对不会切它们。但西北的胡蓉，在世界上受中国之苦，必须做好准备。”(《明太祖实录》)
上谕表明，出身贫农的朱元璋无疑没有海权意识，对帝国向外扩张的政策持否定态度。他的战略思想是建立在防御性的“谨慎”基础上的，重点是北方内陆。基于这一立场，即使倭寇横行沿海，日本桀骜不驯，他的对策也只是强调“以海防为役”。
洪武时期的中日关系在中断20多年后，于成祖时期得以恢复。无独有偶，在热衷于展示海上力量的明成祖永乐年间，南北朝局势发生变化，推崇中国文化的足利义满将军当政。这位因漫画《聪明的休息》而被国内很多人熟知的将军，对明帝国有着难得的尊重，主动进贡。在成祖的要求下，他还消灭了自己国家的海盗，他的使臣在宁波蒸死了所有20名献给明朝的海盗头目。但足利义满的“亲中”是一个特殊的个人案例，持续时间很短。他在永乐六年(1408)去世后，其子足利义持政权在永乐六年(1411)停止朝贡。至于此时日本政局的变化，从南北朝到室町幕府再到战国，明帝国一无所知。明朝对日本的了解，可以从永乐四年侍郎余士奇所作的《御铭》中看出。俗话说:“日本有一个伟大的国家，海东...语言皆顺，良俗互异……”(沈德福著万编译)立夷满为日本王的举动，说明中国对日本的政治制度完全没有认识，对天皇和将军的区别缺乏基本的把握。
宣德七年(1432)，芦风教恢复朝贡，但日本代表团访华引起的事端不断，成为明朝外国使节中最特殊的现象，明朝的书信甚至比唐朝还多，几乎是莫名其妙，毫无原则，甚至近乎胆怯。明朝对日本使节人数、货物数量、禁止携带武器都有规定，但日方并未遵守。景泰四年，日本使团在临清抢劫、伤害地方官员，景泰皇帝以不“失民心”为由，饶了他们。(明史/日本传)成化四年，日本使团成员在北京杀人。成化皇帝仍然拒绝了官方逮捕凶手的要求，只下令日方缴纳12两白银，以示中国的大度。弘治九年，日本使团成员在济宁持刀杀人。明朝的解决办法是把进京人数减少到50人。在这一时期，日本使团经常试图通过漫天要价和以次充好来占明朝的便宜，有时还公开以“丧国之心”来勒索和恐吓他们。就性质而言，这一时期日本使团的动机纯粹是为了牟取暴利，不同的藩属试图染指，最终导致了宁波朝贡斗争的恶性暴力。
嘉靖二年，宁波争贡事件发生后，张仪说日本“观中土，到了那里，张启自大，以劫为事；如果你不能，陈奇的方形物体将被致敬。劫杀有利于民富民，朝贡有利于国。如果你不能两者兼得，你将拥有所有的好处。这对奴隶们来说也是一种巨大的感受。”应该说，张楚在这里所讲的，是日本所谓“朝贡”的真实面目，也点出了隋唐以来日本对华政策的基本特点，即“不以诚为真”、“不以常为逆”，而特点背后的原理是利用中国的弱点，利用各种手段获取利益。遗憾的是，尽管识破了日本的面具，但张楚的解决之道无非是“永不闭关，永断朝贡”。(明静石闻卞)
像张喜安这样的官员应该算是有眼光的人，可惜人少。明朝仍然没有兴趣了解日本的情况，但张仪在日本“刺探中土”的野心很快成为现实。万历抗美援朝是中日之间的又一次争斗，明朝朝廷对日本的无知暴露无遗。兵部尚书石兴不知道两国过去的关系，也不知道什么是“关白”。他甚至幻想日本的侵略是为了获得中国的承认。世界上最可笑的是，施星曾经自吹自擂，跑到日本去认识丰臣秀吉的江湖骗子沈为敬。结果，这个人“搪塞中国，奉承日本”，闹出了一出冒充丰臣秀吉给明朝朝廷送礼的闹剧。堂堂明帝国，和口若悬河的骗子搞外交挫折，真是奇耻大辱。
万历年间，明帝国的实力已经衰落。“三大征”虽然都难胜，但消耗了巨大的国力。打败日本侵朝后，明朝认为日本“一日不忘炫耀之志”，“防之不如信”(《明神宗实录》)。明朝没有穷追猛打、犁地扫洞的野心。一方面是抗美援朝战争中的“6700万元”，经济负担沉重。另一方面，最重要的是这种进攻策略根本不符合传统农业帝国的性格。此时此刻，明帝国对日的态度，无非是一个使者的口信:“传到康佳，须专心学好，不可与朝鲜媾和，但有不同打算。”中国水陆人口一百多万，“等你国动。”(《朝鲜玄祖实录》)
当然，这种口头警告的效果是有限的，因为当时日本对华政策的追求已不再是单纯的文化研究或经济获利，它开始试图挑战以明为核心的东亚政治体系和中国主导的中外秩序。万历四十年(1612)，浙江省都督杨崇业奏报，日本“进琉球三千人，取中山王，动其兵器”。(《明神宗实录》)琉球和朝鲜一样，在中外秩序下都是中国的附庸。很明显，日本对朝鲜和琉球的侵略，是要转而去中国。然而，中国的回应仅仅停留在“日本必须做好准备”的口头表述层面。究其原因，明朝高层虽然看到了日本对中外秩序的现实威胁，但并没有认清日本真正的战略理想，而只是将其视为中外秩序中的边缘角色或“不完全成员”，对其的处理仍应以预防为主，监禁为辅。如果大张旗鼓地讨伐，将人力、财力浪费在跨海远征上，可能得不到任何现实的收获。一旦失败，我们就会丢面子。其次，违背了中国外交政策“修德为民”的传统指导原则，显得“傲慢而狭隘”。
那么，至今仍是东亚第一大帝国的明，为何在对日关系上表现得如此莫名其妙的保守，甚至反常？首先要从所谓的朝贡制度中寻找原因。尽管学者们对朝贡制度的出发点众说纷纭，但可以肯定的是，朝贡制度的理论和实践有其自身漫长的发展过程，并与中国国内及周边形势的变化密切相关。由于朱元璋“对朝贡制度和朝贡贸易的推行比以往任何一个朝代都要彻底”(曹永和《明洪武年间中国与琉球的关系》)，明朝中前期，朝贡制度达到了理论上高度完善、实践上高度僵化的阶段，这种状态在明末出现了巨大的裂缝，到了清朝又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
朝贡制度的本质与其说是外交政策或贸易手段，不如说是一种文化和政治信仰。正如费正清所说，奉天皇帝统治天下。“如果他周围的人都不承认他的统治，他怎么能让中国人民臣服呢？”？在中国，权威是非常重要的统治工具，朝贡可以产生权威。"(《朝贡贸易与中西关系》)换句话说，万国来贺，四外客奉的盛况，是皇帝主权合法性的有力证明，不是单纯的虚荣心膨胀所能解释的。明朝对外交往最积极进取的明成祖永乐皇帝就是最好的例子，因为众多外国在韩的到来有助于营造“天命归来”的印象，缓解外界对其武力篡位的疑虑。
既然朝贡的真正意义在于诸侯来不来，那么其来韩的动机、目的、表现都是次要问题。只要日本愿意朝贡，明廷毫不犹豫地让日本使团为所欲为，并愿意在经济上反复让步(称之为“恩惠”)。同时，明廷也缺乏了解对方真实情况的欲望，即使知道其居心不良，也不愿意进一步追究。所以这一切都是为了渲染“远人”的表象，这既是中国畸形的“面子”文化的充分暴露，也有着深刻的政治文化背景。
在当今中国很多人看来，册封纳贡制度足以印证历史的辉煌，说明中国曾经长期占据古代东方政治格局的主导地位，这是一种观念与现实的自觉或不自觉的混淆。现实中，中国的册封纳贡制度在大多数时候只是一种主观愿望，尤其是面对北方强大游牧民族的威胁时，选择亲戚、古币甚至封臣并不稀奇。指责明朝在中日关系上自欺欺人是不公平的，正如余英时在《中国剑桥秦汉史》中指出的:“对于汉朝来说，朝贡西域的重要性主要是作为政治臣服的象征，而不是其真正的价值。另一方面，对于西方国家来说，贡纳尔是贸易的官方托辞。”距离长安五千多公里的苏特，“从未对汉朝的权威表现出应有的尊重”，却执意参加贡纳尔体系，“唯一目的就是为了贸易”。这种贸易的特点是中国往往在现实利益上吃亏，但帝国的政治理论和大义不能轻易丢掉，所以就像毛体的119，“西域使臣络绎不绝，贪得无厌。不做则失心。”最可悲的是，即使是赔钱的买卖也从未给边境带来安宁，那些“番邦”一有机会就会赤裸裸地武力掠夺和侵略。这时候就会提出“关玉门”的论调，类似于明朝的“绝关”。
对朝贡制度这一“政治神话”(苏联学者L .佩列洛夫和A .马尔蒂诺夫在《霸权的中华帝国》中称之为“政治怪物”)本质的敏锐分析，在当代中国仍然远远不够，尤其是在近代屈辱历史的对比中，古老的“荣耀”更容易被人为地修饰和放大，以填补自卑感，这也成为阻碍中国人理解和适应近代国际关系的不利因素。
回到古代中日关系的问题，从两国交往之初，中国就单方面将日本纳入以自我为中心的册封纳贡体系。必须指出，这一立场是“单方面的”；与朝鲜、琉球等国不同，日本在基本统一后，并没有心甘情愿地在这个体系中定位。反而在吸收了中国的“洋夏”概念后，试图建立以日本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为了避免与盛世时期的中国发生直接冲突，在那几个时期，日本普遍采取了以假充真的双面策略，既在政治上满足了中国的“面子”，又获得了现实的经济文化利益。如上所述，即使是日语的发音，发音和训练，也起到了有效掩盖其真实意图的作用。
总之，一旦到了明朝，羽翼未丰的日本人其实已经开始表现出在东亚与中国抗衡的积极意图和行动。在《答韩王》一书中，丰臣秀吉甚至提出要“直捣明朝，使其四百州完善风俗，王政百万年”。只是由于种种原因，明帝国一直以来都是不闻不问，对日政策大致可以概括为:“是一方有我的本钱，是我没有他方的本钱。忠即礼，逆即拒，不易。”(李，著《日考》)
这只是一部分。
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