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和最高检点名的案例传递了什么信息？

3月9日下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听取和审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和往年一样，“两高”报告从来都不只是两会的事。报告持续引起各方关注，甚至已经开始讨论今年“两高”报告的支持率是否会创新高。这一现象为我们解读中国法治进程提供了一个生动的样本。

详述

先说一个细节。

当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报告中说“依法审理侵犯琅琊山五壮士名誉权系列案件，坚决维护英雄形象”时，会场响起了掌声。

周强接着指出，“依法审理医生电梯劝阻吸烟案、朱振彪追打肇事逃逸司机案，将激励维护法律和公众利益的行为，让见义勇为者敢于行动，树立公正审判的行为准则，引领社会风尚”。话音刚落，掌声再次响起。

是的，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的权利意识和法治意识也在不断增强。所以很多案件，虽然看似与自己无关，却与全民的心息息相关。这反映了案件背后的情感。

试想，如果烈士的名誉受到侮辱和践踏，不仅英烈的灵魂无处安放，国家也会在历史虚无主义中逐渐衰落。如果我们劝阻在电梯里吸烟，我们也应该承担法律责任。不仅会挫伤公民维护公共利益的积极性，还会偏离民法的立法宗旨。

著名法学家波尔曼指出，“一个不能唤起人们对法律不可动摇的忠诚的东西，怎么会有能力使人们普遍愿意守法呢？”

诚然，如果法治的实施不能得到民众的支持、认同和遵循，法治与民众之间自然会产生内在的张力，法治对社会无异于油水，难以融合。没有民心，法治也就失去了生存的基础。

电梯劝阻老人吸烟案二审改判。

数据

数据是近年来“两高”报告的亮点。

以惩治恶意欠薪为例，最高法院工作报告显示，各地法院推广河南、湖南、四川等法院解决农民工讨薪难的经验，5年来为农民工追回“血汗钱”294.4亿元。最高人民检察院给出的五年数据是，以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提起公诉7957人，以赡养农民工罪提起公诉9176人。

扫黑除恶方面，五年来各地法院审结重大事故、危险驾驶案件1，271，审结毒品犯罪案件571。五年来，检察系统共起诉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8932人，333名国家工作人员因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被立案侦查。

在生态保护领域，检察系统五年来办理生态环境领域公益诉讼1.3万件，督促5972家企业整改，督促恢复被污染和破坏的耕地、林地、湿地、草原总面积1.43万公顷。五年来，各地法院审结环境民事案件48.7万件，依法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1.1.00万件。

成绩喜人，脏衣服也没有被掩盖。

报告称，五年来，检察系统共严惩违纪违法检察官2089人，其中最高人民检察院11人，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543人。严肃追究531领导干部失职失察责任。各级法院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干警1011人，严肃问责履职不到位的法院领导干部1762人。最高人民法院查处我院违纪违法干警53人，各级法院查处行使审判执行权干警3338人，其中移送司法机关531人。

透过每一组数字，既能看到检察机关在司法领域的积极作为，也能更生动地呈现“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真实分量

特例

无独有偶，“两高”报告还提到了于欢故意伤害案、呼格吉勒设计案、聂树斌案、徐玉玉诈骗案、“e租宝”案、杨秀珠案、“快播”公司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案...* * * 15例。

这些案例中的大部分之前已经讨论过了。如于欢故意伤害案。

对于于欢案，强评价说，在审理于欢故意伤害案等社会关注的案件中，要加强以案释法，既体现法律尺度，又体现司法温度，实现法理与情感的有机融合，让热点案件审判成为全民享有的法治公开课。曹建明检察长还指出了检察机关的表现——高度重视舆论监督，对媒体曝光的于欢故意伤害案等热点敏感案件及时发声，深入调查，依法监督，维护司法公正。

另一个例子是徐玉玉的欺诈。

山东临沂市高考录取的大一新生徐玉玉，冒充教育、财政部门工作人员与陈文辉等人通过电话骗取学费9900元。徐玉玉报警后，悲愤导致猝死。

案件一经曝光，立即引起了民众的关注。以此为契机，检察机关与公安部联合挂牌督办“徐玉玉案”等62起大案要案，两年* *起诉电信网络诈骗犯罪51万人。各地法院审结电信网络诈骗案件1.1.00万件。

案件看似琐碎，却是正义的基石。它就像一个节点，与法治的脉络相连，展现着时代的变迁。同时，它把过去和未来联系起来，告诉我们什么需要被抛弃，什么需要被吸收，促进社会的新陈代谢。

这是法治进步的动力。

系统

毫不奇怪，冤假错案再次成为“两高”的反思对象。

强指出，五年来，各级法院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以对法律、对人民、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发现一起、纠正一起，再审刑事案件6747件，依法纠正呼格吉勒图案、聂树斌案等39件78人。

曹建明检察长指出，在聂树斌、呼格吉勒图案、王立军无证收购玉米等再审案件中，检察机关同时成立专案组，重新审查证据，明确提出纠正意见。首先要在冤假错案中深刻反思自己，追究批捕起诉过程中把关不严的责任，吸取惨痛教训。

这种反思不仅仅是个案上的，还有制度上的。

2016 10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贯彻罪刑法定、疑罪从无、证据裁判和审判中心原则，明确审判程序在刑事诉讼中的中心地位，防止刑讯逼供、源头取证等违法行为，确保审判能够查明事实。

2016徐玉玉案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于同年6月发布《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为严惩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提供了更加明确的法律依据。

2014腾格里沙漠环境污染事件发生后，最高人民法院于次年5月发布了《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社会组织可以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可以跨行政区划，同一环境污染行为的私益诉讼可以在公益诉讼中搭顺风车。

期盼

3月10日上午，四川代表团在审议“两高”工作报告时，曹建明坦言，冤假错案需要勇气，敢于向社会公开承认发生了错误。

这种勇气的产生是司法机关的自我修养，也是顺应时代的必然之举。特别是进入新时代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更加广泛，对公平正义和法治的期待自然更高。这种期待倒逼法治快速发展，回应人民诉求，凸显依法治国的意义。

当聂树斌、呼格吉勒、顾这些曾经轰动一时、默默无闻的名字在“两高”报道中被提及时，读者也会回忆起案件全过程中的悲痛、释然和感慨。在司法与民意、民意互动的时代，司法的本质是回应人们对公平正义的诉求。

法律执行了，国家就治理了，法律放松了，国家就乱了。法治在古典文学中通常被定义为神圣的存在，被描述为影响一个国家命运的规则和意义的体系。在普通民众中，法治不仅仅是茶余饭后的谈资，更是日常生活的铠甲。

所以，当“两高”报告被群众认真阅读，被网络筛选，我们看到的其实是人民群众对法治越来越高的期待。目前，法治已成为中国的常识。长期以来，法治不仅是国家(或政府)关心和从事的一项重要的执政任务，也是所有社会成员达成* * *共同信仰和正义的一项事业。

哪里有法治，哪里就有人心和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