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来中国春节的变迁
春联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形式，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始于五代十国，尤其是明清时期，发展到今天已有一千多年。
早在秦汉以前，每逢过年，就有在大门左右悬挂桃符的习俗。符涛是两块桃木制成的大板，上面写着传说中驱鬼镇邪的神和的名字。这一习俗延续了1000多年。直到五代以后，人们才开始把对联放在红木板上，而不是神的名字。据史书记载，公元964年除夕，后蜀之主孟昶在卧室门上题写了对联，即“除夕在，贾介诺。长春”，这是中国最早的春联。
宋代以后，人们在新年时挂春联已经变得相当普遍。所以王安石《一月天》诗中写道“千户总换新桃换旧桃”是当时春联的真实写照。由于春联的出现与符涛的密切关系，古人也称春联为“符涛”。
到了明代，明朝开国元勋朱元璋大力提倡对联。建都金陵(今南京)后，他命令大臣、官员和老百姓写一副对联，在除夕前贴在门上。他亲自穿着便装，出门挨家挨户看热闹。当时的文人还把对联视为高雅的享受，写春联成为一时的社会时尚。
进入清代后，对联在乾隆、嘉庆、道光三代盛行，一如盛唐，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对联。
随着各国文化交流的发展，对联传入了越南、朝鲜、日本、新加坡等国家。这些国家至今仍有贴对联的习俗。
1，研究起源
公元6世纪中叶，梁朝宗(约公元498 ~ 561年)记载了荆楚过年的习俗。学者们称赞这种典型的新年记录，改变了以往的政教逐月式和文人鉴赏式，是“一种动态的古代田野记录”[1今天，源于岁末“腊祭”的春节，仍然是中国最重要的节日。然而，仍有两个问题是《京处士集》试图回避的。有许多介绍春节习俗的文章。虽然内容不同，侧重点不同，但其叙事模式无非是春节的传说、来源、史籍、各地风俗事件及其解释。研究民俗学作品要么孜孜不倦地梳理古籍，要么思考节日习俗背后的深层含义。但无论是入门还是研究著作，都是指春节前一个固化的前提。这种既具象又历久弥新的叙事模式，给人的感觉是所有人过春节几乎都是一样的，这种“传统”看起来坚如磐石。
但今天，我们突然发现，“捍卫春运”的声音此起彼伏。需要“捍卫”就意味着这个“传统”有失传的危险。团圆饭搬到餐厅，拜年电话短信结算。越来越多的人在春节期间旅行和上网，他们潇洒而舒适。对此，老人们哀叹2008年将是枯燥无味的一年，而一些民俗学家则主张回归“传统”但是春节“传统”是什么样子的呢？从文献中抄袭到文献，寻找内在的意义，把春节变成了专家学者的“内部知识”。研究者忽略的是，所谓的春节“传统”在普通民众中呈现的是一种怎样的实践形式？他们的春节做法统一吗？是什么导致了人们在春节习俗上的差异？即使是同一个人的春节做法也会随着时间而改变吗？是什么影响了这些变化？他们如何看待这些差异和变化？
2.研究方法和理论。
二十世纪下半叶，随着政权的交替、社会价值观的变化和政治运动的影响，春节习俗的变化尤为剧烈。然而，在历史的宏大叙事中，离散个体的声音往往被淹没。因此，本文拟采用不同于文献研究的另一种史料——口述史资料，从个人和家庭实践的角度来观察1949年与1989年春节习俗的变迁。
1)口述历史
本文的研究材料是212关于春节习俗的口头记忆文本记录。口述记忆通常被称为“口述历史”。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口述历史在英国和其他国家被广泛使用，因为它特别适合阐述近代社会史[2]一般认为，重复经历的调查和访谈更适合口述史的研究，如日常生活史就是一个重要的领域。在中国，口述史在应用上也非常灵活。除了历史之外，在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文学等学科中也备受青睐，而且还方兴未艾。而这种基于口述史的研究，目前主要是基于事件研究。[3]
口述史材料的真实性毋庸置疑，理论上无法考证。这就是为什么历史学家仍然对口述史料的使用持怀疑态度。“部分原因是历史学家不愿意突破史料必须是同时代的原则[4]，但口述材料不可避免地伴随着一种事后因素。”[5]的确，被访谈者的感受、态度和兴趣会导致对记忆的有重点的剪裁，这种剪裁往往是事后经验塑造的，不能完全呈现访谈内容现场发生的情况。但某种程度上可能不“真实”，但至少从现在开始观察过去的心态是真实的。这些受访者如何吸收、储存和解释个人经历与历史和政治的关系，本身就是研究对象之一。如方对土改时期农民社会生活口述史的研究，展现了“无事件”记忆与权力关系下重塑的心态之间的错位，反思了旨在发现现实真相的口述史调查。其次，口述历史材料往往与个人生活史联系在一起。相比文献资料，口述史资料更有经验，更个性化，变化更细致，其认知不易被政治力量屏蔽。作为逃亡的平民叙事，也有研究价值。另一方面，也有研究指出，成年早期经历的重大事件对个体的心智有着特别深刻的影响，即当时的经历也会影响对后来其他经历的看法和现在的认知框架。
扫尘
“腊月二十四，灰尘扫屋”，据《吕春秋》记载，我国在尧舜时代就有春节扫尘的习俗。按民间说法:因“尘”与“陈”谐音，春节扫尘有“除陈不新”之意，其本意是扫除一切晦气和厄运。这个习俗寄托了人们破旧立新的愿望和辞旧迎新的祈祷。每当春节来临，家家户户都要打扫环境，清洗各种电器，拆洗被褥窗帘，扫六码，掸蜘蛛网，疏通明渠涵洞。到处洋溢着搞卫生、干干净净迎接春节的欢乐气氛。
压岁钱
春节拜年时，长辈要把事先准备好的压岁钱分发给晚辈。都说压岁钱可以镇邪，因为“老”和“特”谐音，晚辈可以用压岁钱平安度过一年。压岁钱有两种，一种是把彩色的绳子穿成龙的形状放在床脚，这是燕京年记载的；另一种是最常见的，就是父母把分发给孩子的钱用红纸包起来。压岁钱可以在晚辈拜年后当众给，也可以在除夕夜孩子熟睡时，由父母放在孩子的枕头下。
民间认为，给孩子压岁钱，当邪灵或“年”伤害儿童时，儿童可以用这些钱贿赂他们，将邪恶转化为好运。阿清吴曼云《压岁钱》诗中说:“一百元长彩线，再从枕上收来，论鞭炮价，使焦耳忙了一夜。”从这个角度来说，压岁钱是扎在孩子心里的，孩子的压岁钱主要用来买鞭炮、玩具和糖果等过节需要的东西。
现在长辈给晚辈压岁钱的习俗依然盛行，金额从几十到几百不等。这些压岁钱大多是孩子们用来买书和学习用品的，新的时尚赋予了压岁钱新的内容。
倒贴窗花和“福”字。
在民间，人们还喜欢在窗户上贴各种剪纸——窗花。窗花不仅烘托了节日的气氛，还集装饰性、观赏性和实用性于一体。剪纸是中国非常流行的民间艺术，几千年来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因为多贴在窗户上，所以又叫“窗花”。窗花以其独特的概括和夸张，将吉祥的事物和美好的祝愿表现得淋漓尽致，将节日装点得异彩纷呈。
在贴春联的同时，有些人还要在门上、墙上和门楣上贴上大大小小的“福”字。春节贴“福”字是中国由来已久的民俗。“福”字寓意吉祥如意，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和对美好未来的祝愿。为了充分体现这种向往和祝愿，有的人干脆把“福”字倒贴，表示“福到了”、“福到了”。还有人把“福”字精心制作成各种图案，如长寿、寿桃、鲤鱼跃龙门、五谷丰登、龙凤呈祥等等。
年画
春节期间挂年画在城乡也很常见，浓浓的黑色和五颜六色的年画给千家万户增添了不少兴旺喜庆的气氛。年画是中国古老的民间艺术，反映了人们淳朴的习俗和信仰，寄托了他们对未来的希望。年画和春联一样，起源于“门神”。随着雕版印刷的兴起，年画的内容不仅仅局限于门神等单调的题材，而是变得丰富多彩。一些年画作坊制作了福禄寿三星、天佑百姓、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喜迎新春等经典彩色年画，以满足人们欢庆新年、祈求新年的美好愿望。中国年画的重要产地有三个:苏州桃花坞、天津杨柳青、山东潍坊；形成了三大流派的年画，各具特色。
我国现存最早的年画收藏是南宋木刻年画，画的是古代四大美女:王昭君、赵、班戟、绿珠。民间最流行的是嫁鼠年画。描绘了一个老鼠按照人类习俗娶新娘的有趣场景。民国初年，上海的郑把月历和年画结合起来。这是年画的一种新形式。这种合二为一的年画，后来发展成为日历，一直风靡全国。
守岁
除夕守岁是最重要的活动之一，守岁的习俗由来已久。最早的记载见于西晋的《方志》:除夕之夜，各方互赠礼物，称为“回赠年”；酒食相邀，谓之“不老”；老老少少聚在一起喝酒，祝一首完整的歌，叫“分龄”；大家彻夜不眠，等待天亮，这就是所谓的“守岁”。
除夕夜，全家人聚在一起，吃年夜饭，点上蜡烛或油灯，围坐在火炉旁聊天，等待辞旧迎新的时刻，彻夜守夜，象征着赶走一切恶疾和流行病，期待新的一年里有好运气。这种习俗逐渐流行起来。唐初，唐太宗李世民写了一首诗《守岁》:“寒辞冬雪，暖带春风”。直到今天，人们都习惯守着年夜饭，迎接新年。
在古代，守岁有两层含义:老人守岁即“辞旧”，表示珍惜时间；年轻人保持年龄是为了延长父母的寿命。自汉代以来，新旧年交替的时间一般在午夜。
鞭炮
中国民间有句话叫“开门放鞭炮”。也就是新年到来，家家户户开门第一件事就是放鞭炮，以鞭炮声辞旧迎新。鞭炮是中国的特产，又称“鞭炮”、“鞭炮”、“鞭炮”。它的起源很早，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燃放鞭炮可以营造喜庆热闹的气氛，是节日里的一种娱乐，可以给人们带来幸福和好运。随着时间的推移，鞭炮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品种和颜色也越来越多。每逢重大节日和喜事庆典，以及结婚、建房、开业等。，应该燃放鞭炮来庆祝和交好运。目前，湖南浏阳、广东佛山和东姚、江西宜春和萍乡、浙江温州等地区是中国著名的烟花之乡。生产的鞭炮颜色多，质量高，不仅畅销全国，还远销世界各地。
支付新年电话
新年的第一天，人们早早起床，穿上最漂亮的衣服，穿戴整齐，出门走亲访友，互相祝愿来年好运。拜年的方式有很多种，有的是由同一个族长带队挨家挨户拜年。有的同事请几个人拜年；还有人聚在一起互相祝贺，这叫“团拜”。因为在家里拜年费时费力，后来一些精英和学者就用贴纸互相祝贺，从而发展出后来的“贺年卡”。
春节拜年时，晚辈要先给长辈拜年，祝他们健康长寿。长辈可以把事先准备好的压岁钱分发给晚辈。都说压岁钱可以镇邪，因为“老”和“特”谐音，晚辈可以用压岁钱平安度过一年。压岁钱有两种，一种是把彩色的绳子穿成龙的形状放在床脚，这是燕京年记载的；另一种是最常见的，就是父母把分发给孩子的钱用红纸包起来。压岁钱可以在晚辈拜年后当众给，也可以在除夕夜孩子入睡时，由父母偷偷放在孩子的枕头下。长辈给晚辈发压岁钱还是很流行的。
春节的一个重要活动是在新朋友和朋友的家里和邻居那里祝贺新年，以前被称为新年问候。汉族拜年之风，汉代就有了。唐宋以后很流行，有些不用亲自去的人可以用名帖祝贺。东汉时称为“刺”，所以名片也叫“名刺”。明朝以后，很多人在门口贴一个红纸袋，用来收藏名帖，叫做“门本”。
根据他们的社会关系，民间拜年的形式大致可以分为四类:
一个是探亲。第一天，你必须去你的岳父家，带礼物。进门后，先向佛像、祖先像、牌位跪拜，再依次向长辈跪拜。你可以留下来吃晚饭和玩。
二是礼节性拜访。如果你想给你的同事和朋友拜年，你应该在进屋时只向佛像鞠躬。如果你和你的主人平等，你只需要鞠躬。如果比自己大，还是要主动低头。主人应该从座位上下来帮你，甚至说不客套，以示谦恭。这种情况一般不适合久坐，寒暄几句就要离开。主人拜完之后，应该改天回访。
第三个是答谢拜访。凡是过去一年亏欠别人(比如律师、医生)的人，都会买些礼物送去，借拜年的机会表示感谢。
第四是一系列访问。对于邻居来说，我们过去接触不多，但是见面也能相处的很好。大年三十，我们就是到院子里，见面就说“恭喜发财”“顺顺百顺”。我们只是在房子里坐一会儿，没有太多的礼节。
在古代，拜年和拜年是有区别的:拜年是敲长辈；新年是同龄人相互祝贺的时候。现在，一些组织、团体、企业和学校聚在一起互相祝贺，这被称为“群体崇拜”。
拜年是中国的传统民俗，是人们辞旧迎新，互相表达美好祝愿的一种方式。在古代，“拜年”一词的原意是给老人拜年，包括给老人磕头，祝贺新年快乐，问候老人的生活。如遇同辈亲友，也要敬礼祝贺。
在古代，如果邻居的亲戚朋友太多，就很难走遍整个房子。叫“飞邮”，让仆人拿着名片去拜年。各家门前都放了一个红纸袋，上面写着“符节”二字，这就是发飞帖的目的。这种习俗始于宋代的上层社会。清代《烟台月令》描述北京年节:“是月，片飞，车去空。”成为时尚。一大家子有专门的“门簿”，记录客人的往来和飞来飞去的照片。门本首页有四个虚拟的“亲戚”:一个是住在百岁巷的百岁老人；一个说他有钱，住在元宝街；一个是你的无限大人，住在大学牌楼里；一天，富昭拜访了他的主人，并住在五福大厦。为了运气好。到目前为止，春节赠送贺年卡和新年贺卡是这种古老的交换飞卡的遗产。
上流社会的文人有用名帖互致问候的习俗。宋代诗人周惠在《清波》杂志上说:“在宋统治时期，仆人经常被用来以新年的名义刺人。”当时的士大夫朋友圈很广，要到处拜年，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因此，一些关系不密切的朋友没有亲自去，而是派仆人拿了一张用梅花信纸剪成的卡片，两寸宽，三寸长，上面写着收信人的姓名、地址和祝贺的话。在明朝，人们拜访而不是拜年。明代杰出的画家、诗人文徵明在《过年》诗中描述:“不求相见，但求通顺，名篇满盖；我也跟人扔几张纸，世界讨厌太简单，也不要太空洞。”这里所说的“名刺”和“名卜”就是今天贺年卡的由来。贺年卡是用来联系感情、互致问候的，方便实用，至今仍流行。
大约从清朝开始，新年祝福中加入了“团拜”的形式。在《边帽玉檀》中，清主说:“年初京师必作定期团拜，以凝聚新春之谊，以表乡情”，“每年以书订客，吃宴，乐日”。
随着时代的发展，拜年的习俗也在不断增加新的内容和形式。如今，除了沿袭以往的拜年方式，礼仪电报和电话拜年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但是，从正月初一到正月初五，大多数家庭都不接待女性，这被称为“禁忌”。只是男性要出去拜年，女性要到正月初六以后才能出去拜访。新年的问候会延续很长一段时间，直到正月十五的元宵节。晚上走亲访友拜年，称为“夜拜节”，农历十月后称为“元宵节”，所以有“冷饭不晚”的笑话。
如果因为某种原因未能按照常规仪式进行，日后再进行弥补，则称之为“祭奠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