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对杜甫漫游行为的分析，探讨文人漫游与唐代文学的关系。

唐初国家统一，政治稳定，疆域极其辽阔。它的东南部靠近大海，西部郁郁葱葱，整个国家大部分时间都很平静。在古代社会，能够在长江以北漫游而不用担心军事灾难和土匪，是极其罕见的。

为了巩固封建统治，适应商业发展的需要，唐朝统治者非常重视交通的畅通。当时的陆路交通以长安为中心，重要的交通干线从太原经幽州分别到达东部的山东半岛、西北的西域、西南的南诏、东北的颍州，以及南部的扬州、广州、永州。与此同时，全国航运业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大运河连接南北水道，与广通运河、新曹运河等自然河流一起，形成一个庞大的水运网络。水陆交错，四通八达，为人们出行提供了船只。

随着交通、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商业逐渐繁荣起来。沿着海岸，有商店。宾馆、商店、车库等与人们出行相关的商业大量涌现。杜甫在《追忆似水年华》中写道“九州路上无老虎，那时人们出行不再是苦差事。”

唐代的旅游景观丰富多彩。除了大量的自然景观，唐人还开发和创造了许多人文景观，如亭台楼阁、道观、佛寺等。园林艺术在唐代也达到了相当的水平。许多官员和文人都修建了自己的园林，如王维的辋川园、前启的兰田园、孟浩然的剑南园、李德裕的平泉村等。他们把自己的审美理想倾注到园林结构中，把山水诗画的创作技巧运用到山水之中，使园林行业成为一种特殊的人文景观。

唐代在经济上先后实行均田制和租佃调节制。寄生在庄园经济上的富绅被削弱了，平民地主的经济实力增强了。政治上，唐代科举制度的实施极大地激发了庶民士人为官从政的热情，为他们提供了实现自身利益和价值的途径。随着平民地主阶级在政治、经济上的迅速崛起，他们不可避免地成为唐代文人的主体。唐代许多著名文人，如孟浩然、王昌龄、高适、韩愈、柳宗元、白居易、李白等都出自这个阶层。与富人和贵族不同，平民地主往往是天生的。

寒族，没有名门望族的影子，需要依靠自己的才能，通过考察、征服、考试、军事成就进入政坛。受时代精神的影响，他们大多具有强烈的进取精神，以济贫安国为己任。他们可能去北京参加考试，行程千里；或者把粮食传给幕府，走遍山河；或去边关御敌，求功名；或者躲着林泉，躲着求官位。文人通过上述途径实现自我价值时，往往要四处游历，四处游历，促进了文人漫游风气的形成。

第二，文人漫游的形式

从动机上看，唐代文人游可分为山水游、官游、边塞游和隐游。

游山玩水。对于文人来说，山川、河流、花草树木最能触动他们敏感而有思想的感情，引起心灵的歌唱，得到身心的愉悦和精神的慰藉。因此，历代文人墨客不厌其烦地爬山涉水，投入大自然的怀抱，陶醉在秀美的山川之中。唐朝有很多文人热衷于山水游览。著名诗人如陈子昂、李白、杜甫、孟浩然、王维、柳宗元等。都有过沉迷自然风光的经历。“此行不为栖，为名山”(李白《荆门第一秋》)。唐代文人的山水游览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积极的、轰轰烈烈的游览；一种是被动的休闲旅游。

唐代的自由思想，气魄宏大，充满了青春活力，激发了知识分子对生活的热情，使他们对未来充满了无限的期待。在这种时代氛围的激励下，唐代许多文人，如陈子昂、李白、杜甫等，早在青年时代就“仗剑出洋”(李白《上安郡史培史》)。在盛大的游山玩水中，陶冶情操，结交朋友，增长阅历，增长才干。“走万里路，断万卷书”为以后的发展和理想抱负的实现打下基础。杜甫二十岁时，开始了长达十年三次的轰轰烈烈的游历生活。第一次在吴越欣赏山川美景，瞻仰了很多古迹。“到现在，我都有一股怨气，所以不能济贫”(杜甫《强游》)。第二次漫游，我游遍了赵岩，见到了李白和高适。他们三人一见如故，过着浪漫的生活。与高适分手后，杜甫与李白再次游历，互为“醉在秋* * *，携手走日”(杜甫《与李十二求隐居》)。志趣相投的朋友“意气赴台，回首往事，看淡野草”(杜甫《送别》)，登高看胜，必然产生书生意气，豪情万丈。杜甫漫游时写下了“登上顶峰，便可一览众山小”的诗句。(《望岳》)和“我何须击诸鸟，洒我发血平野草”(《画鹰》)，充分表现了他对未来建功立业的愿望。

还有其他文人墨客，流连于山水田园风光。他们或因事业失意，或因对现实不满，醉心于山水，致力于农事，以游山玩水、饮酒吟诗度日，其中以孟浩然、王维、白居易为代表。孟浩然两次进京求官，一次考试失败，一次随韩朝宗进京，却因一次与友人的酒席未能信守诺言，举荐失败，死于布衣。因为没有办法进入仕途，孟浩然只好生活在农村，四处流浪。他一生游历洛阳、岳重、淮阳、桂香、张羽、巴中等地，过着简朴自由的生活。李白曾称赞他为“美人弃轩冕，君选松柏云；而现在，白头”(李白《给孟浩然的一句话》)。他在游历中常把山水、田园风光入诗，开创了盛唐山水田园诗派，在当时和后世都有很大影响。王维、白居易生于后半生，对现实不满，淡出仕途。而是过着喝酒弹琴，游山玩水，享受生活的生活。他们过着舒适的生活，而且他们在田庄里还有很多其他的工作。他们不用担心温饱，也不用犁地。他们把自己所有的闲情逸致都投入到琴棋书画、禅定悟道、求隐居和成功之中。王维日与文士游览并作诗，“吾将行至水止吾径，然后坐观云起”(王维《我隐居终南山》)，他们经常驻足的地方有二十余处。

官方旅游。唐朝势力强大，政治开明，极大地激发了文人的政治热情。当时文人做官的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通过科举做官。文人参加科举考试，取得为官资格后，由吏部授予官职。二是推荐一个官员。具备一定条件的人，可以由别人推荐，也可以由自己推荐，去为官或动官。三是入幕做官。秀才可以通过加入地方幕府参政，也可以被解帅推荐做官。宽松明确的用人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文人的竞争意识和表达能力。无论通过哪种方式进入官位，都要充分施展才华，要么是科举前天下闻名，要么是与名人交游推荐，要么是被才华非凡的人所延揽。这些都需要走动，于是公务出行就应运而生了。公务旅行是指为官员旅行。在四处漫游的过程中，你可以捐款，结交名人，培养关系，提高名声，想办法做官。官游中最著名的文人是诗人李白和高适。

李白自诩才华出众，不屑科举，不走应试为官之路。他希望通过求仙、献诗、做大事、结交名人来引起轰动。李白二十五岁带着君子之志离开家乡，开始了十七年的仕宦之旅。他“不求小官，但求现世事自负”(刘《唐代翰林学士》)。一是流浪的洞庭、江浙一带。后与道士司马成镇、袁丹秋、胡子扬，著名文人孟浩然、王昌龄交游，并拜谒安州都督裴长实、李长实、汉派荆州刺史。他的文才虽然得到了安州总督的赏识，却没有得到重用。诗人没有停下脚步。三十岁时，他西去长安，藏在钟南山，与卿和公主成了朋友。这些活动都没有奏效，于是他漂流在黄河上，经梁、宋游历豫、鄂、陕，后迁居山东任城，与孔、韩准、裴政并称“朱熹”等。经过十几年的活动，他终于在首都出名了。诗人在渴望进入长安时，也为自己官游的成功而自豪。“出门笑在天，我们这一代是蒿吗？”(李白《南岭子弟进京》)。在长期的漫游生活中，李白饱览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句。在他的笔下，长江上“孤帆远渡，碧空尽，唯长江流于天”(《黄鹤楼寄孟浩然》)；九华山是“天河挂绿水，秀九傅蓉”(《望九华山，赠青阳魏中刊》)。

高适，著名诗人，是“自唐以来的诗人”(旧唐书)。他出身贫寒，晚年为官，骑左左右为常侍，封渤海郡侯。高适的成功是他不断的官游和对功名的追求的结果。50岁做官之前，他长期隐居，四处游荡。去过几次长安，游历过蓟门、卢龙等地，以求功名。他曾为张九皋和李写过诗和作品。离开边塞后，他去了河西祭史。安史之乱爆发，平叛成功。从《高适》中，我们可以看到唐代官员士人忙碌的身影。

在边境徘徊。参军并活跃于边疆是唐代中小布衣地主和士子成名和实现抱负的重要途径。再加上初唐战争形势乐观，一次又一次的重大胜利之后都是论功行赏。于是，出塞入幕为官就成了文人当官的关键。杨炯《参军》:“百夫长不如秀才”，反映了当时文人弃笔从军的热情。初唐知名文人一般都有或长或短的边塞经历。高适、岑参、李毅是幕府官员，而王昌龄、李白、王之涣曾漫游边疆。边区奇异的景色吸引着文人墨客在军政闲游中尽情吟咏和描写。李白在边塞游历时写下了“明月高挂天上，烟波浩渺”。千里而来的风，敲打着玉门关的城垛”(关山月)；陈郁写道，“海边的风吹动冰冻的泥土和裂缝，梧桐叶从树枝和叶尖脱落。吹笛不见人，红旗直上天山雪”(《参军》)；岑参写道:“看哪，奔马河多么快地奔向雪海！和沙子，从沙漠，黄色的飞向天堂。这第九个月的夜晚在轮塔和山谷里吹着寒气，山谷里堆满了像啄斗一样的破碎的巨石，它们顺着风向下、向前、向前(《西游记》)。在他们的作品中，边疆的壮丽景色和壮丽奇观令人神往。

偷偷摸摸。《旧唐书·隐士传》序曰:“高宗在位后，游道山林，飞书洞天，屡筑幽人家，坚归隐士车。”出于现实的政治需要，唐朝统治者多次发函求贤求隐，以示太平，教化风俗。这种对隐士的礼遇，强化了社会隐居的趋势。从隐居到仕宦，成为知识分子实现理想抱负的一条“南下捷径”。他们隐居山林，以提高自己的名望和荣誉，以获得统治者的赏识和召唤。到了唐代，尤其是盛唐时期，很多文人都有“留青山，喝白水，满口仁义道德，然后向王公大人进贡，以迎希望”(全)的经历。当时的隐逸队伍特别庞大，以隐逸为升官台阶的文人不计其数。方冠以隐居求仕，与吕翔隐居在鹿魂山。开元十二年，因其著作《合禅经》被授予省学书记称号，受到宰相张硕的赏识。徐一伟罢官后，常建隐居鄂州。《唐代贤才传》记载，“(他的)官运颇不如意，遂起程赴金，游历太白、子格峰，志在肥。”.................................................................................................................................................................................李杰早年隐居嵩山，为了“职后见智主，攻钟鼎食坐华堂”(李杰《慢歌》)而“闭关十年招徕游客”(同上)。李白出川前隐居在匡山，出川后先后住在寿山、白照山桃花岩、嵩山。

“身在江湖之上，却徘徊于魏阙之下”(《旧唐书》)成为唐代隐逸的心理走向，他们把隐逸视为与出仕出堡一样的重要名利之路。在养名待时的隐居中，他们求隐居访胜，游山玩水，足迹踏遍大江南北，名山大川。像往常一样，他建立了一个隐蔽的旅游，把他的所见所闻融入诗歌，并写了一系列独特的山水诗，如破山寺后的佛教静修和王长林的静修。李白隐居蜀中时，写下了《戴天访谈录》和《峨眉山月歌》，生动地描绘了蜀中风光。

第三，文人漫游对唐代文学的影响

流浪促进了唐代文学的发展和繁荣。文人的漫游丰富了文学创作的主题。文人在漫游生活中得以广泛接触社会，开阔了眼界，增长了人生阅历，使文学彻底摆脱了六朝宫廷文人的狭隘世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在唐代的文学作品中，渔织、民怨疾苦、边塞祭祀狩猎、山水山水、田园风光、战争胜败等各种素材都有涉及。从建功边疆的志向，到隐居山林的闲适；各种各样的感情都可以表达，从告别到告别，从思念亲人的悲伤和仇恨，到疲惫和沮丧的抱怨和怨恨。文人的漂泊生活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素材，为唐代文学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文人的漫游深化了文学作品的思想内涵。文人的漫游过程，也是他们对社会、人生、自我认识的过程。正是有了对社会生活的深刻理解，文学创作才能更有思想内涵，才能更深刻地揭示生活的内在细节。在这一过程中，高适看到了“我们在前线的男人有一半被杀了，但另一半还活着，而营地里的漂亮姑娘们还在为他们跳舞、唱歌”(《葛炎行》)，并对军中的悲喜不均作了令人震惊的揭露；而杜甫则在《三官三别》等诗中刻画了一群被迫出卖儿女、过着艰苦生活的“离婚者”，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下层劳动者的思想感情。李白吟咏“高阁明镜，晨色如丝，夜色如雪”(《入酒》)，抒发理想不能实现时的悲愤之情。文人的漫游陶冶了情操，提高了审美能力，增强了作品的表现力。丰富多彩的漫游生活不仅开阔了文人的视野，还陶冶了他们的情操，提高了他们的审美能力。文人浪迹的地方，往往都是名山大川，或者边塞荒芜。大自然壮丽的景色和宽广的神韵，总会激发文人墨客无尽的想象和联想，使他们的作品充满瑰丽的艺术魅力。独特的漫游经历，会成就独特的诗人，独特的诗篇。如李白豪放飘逸的诗风，嬉游嬉笑的性格，斗酒运将的才能，都与其独特的漫游生活密切相关。可以说，李白的漫游经历给其诗歌带来了鲜明的浪漫色彩，使其成为唐诗中的一朵奇葩。文人的漫游促进了唐代文体流派的形成。唐代山水游和边塞游的兴起，直接推动了山水田园诗派和边塞诗派的形成。文人游山玩水，隐居乡间，能够亲近自然。他们创作了大量的山水田园诗，诗人之间经常相互唱和对答，由此兴起了清淡自然的山水田园诗派。他们到了边塞大漠，给唐诗带来了慷慨的气势和壮丽的境界，促进了边塞诗派的形成。而且，在漫游过程中，文人经过长期的生活积累和创作实践，形成了自己鲜明独特的风格，如李白的飘逸、杜甫的阴郁、孟浩然的飘逸、高适的的悲壮、李浩的千古绝唱。总之，文人漫游对唐代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唐代文学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