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建筑的基本信息
到了明朝，我们继续大力修建雄伟的防御建筑——长城。长城和城关要塞的许多重要地段的城墙都是用砖砌成的，建筑水平达到了最高水平。明长城东起鸭绿江，西至甘肃嘉峪关，全长5660公里。山海关、嘉峪关等著名关城，是中国建筑艺术中独具风格的杰作；北京八达岭长城段、司马台长城段等艺术价值很高。
这一时期，木结构的艺术和技术在建筑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官式建筑的形象更加严谨稳重，其装饰、彩画、装潢也日益定型。还有许多作品是用不同的材料制成的，如砖石、玻璃、硬木等。和砖已广泛用于住宅建筑的墙壁。
到了明代，中国的建筑布局更加成熟。南京明十三陵和北京明十三陵是善于利用地形和环境形成陵墓肃穆气氛的杰出范例。
此外，此时江南官僚地主的私家园林建设十分发达，明式家具也名扬天下。
值得一提的是，风水在明代达到顶峰，这是中国建筑史上独特的古代文化现象，其影响一直延续到近代。
明朝的建立，再次见证了中国历史上一个强大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出现。明初，经过大约半个世纪的整顿吏治、发展农业、兴修水利等措施，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
经济繁荣促进了各种建筑的发展。首先，南北北京(南京和北京)和大型宫殿、祭坛、寺庙、陵墓、庙宇的修建，如两京的宫殿、明十三陵、天坛、南京的大弘治、武当山的道观等，都是明代的代表性建筑。曲阜的孔庙也在明朝中期大规模扩建。明朝的另外两大工程是北部军事重镇的城堡体系和万里长城，以及东部沿海的抗日城堡体系。明初，蒙古势力虽退守漠北，但仍极力恢复，不断伺机南侵。明朝迁都北京后，三面与长城为邻。公元1449年，明英宗朱祁镇在亲征中被蒙瓦军队俘虏，引发京城危机，惊动朝廷。北方之敌，成了明朝的大灾难。因此，在明朝末年，它非常重视北方的防御。东起鸭绿江，西至嘉峪关，修筑了绵延五千多公里的长城，分九段重兵防守，统称“九边”。长城沿线建有数百座城堡和数千座墩塔，形成了完整的点线面结合的防御体系。危害东南沿海的海贼源于倭寇，尤其是明初洪武至明中叶嘉靖之间。为了消灭倭寇的入侵，明朝政府在南至广西钦州湾，北至辽宁锦州湾的漫长海岸线上，设置了53座卫城和103座城池，其中以浙江和福建两省最为密集。这156座抗日城堡组成了明朝的东方防御体系，有效遏制了日本侵略者的入侵。
明代地方建筑也空前繁荣，民居、园林、祠堂、村落建筑普遍繁荣，其中以江南经济发达地区的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四省最为突出。直到今天，这些地区仍有许多明代建筑。明代中后期，各地出现了新的造园活动热潮。江南富裕地区有计划地建设了许多村镇，涌现出许多环境优美、设施良好的村镇的优秀范例。一般都有高质量的道路、桥梁、标榜村中杰出人物的牌楼、作为宗族纽带的祠堂、教育子女的书院，以及供大众使用的风雨桥、路亭、剧场、寺庙等建筑。
明代建筑技术的进步主要包括:一是砖的生产技术提高，产量增加。全国各地建筑普遍采用砖墙，郡县的城墙也普遍用砖砌成，改变了元代以前以土墙为主的局面。此外，它还创造了一种建筑装饰的工艺，称为“薄砖”，通常用于门窗框、墙面贴面等。与此同时，砖雕也有了很大发展。二是玻璃生产技术进一步提高。琉璃塔、琉璃门、琉璃拱门和琉璃墙都是在明代发展起来的。琉璃瓦在全国各地的寺庙中被广泛使用，颜色的种类也增加了。中国建筑多姿多彩的特色已经到了一个成熟的阶段。第三，木框架技术在加强整体结构性能、简化施工和装饰斗拱三个方面有所发展。如宋代用木架层层叠叠的方法建亭，改为上下贯通的柱子组成的整体框架。柱与柱之间，增加了互穿的横梁和连接构件的横梁，改善了宫殿的建筑结构。斗拱用的材料更小，排列越来越密，等等。这些都使得明代建筑的外观明显不同于宋代建筑。明代对第一居所的等级有严格的规定。一、二级官厅有五、九，九级官厅有三、七；老百姓家不超过三室五架，禁止打架和色。
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定制如下:六至九间官厅，三室七架，正门一间，三架；老百姓的正厅不得超过三室五架。洪武三十年重申，房子可以多到一二十间，但不能增加房间和架子的数量。正统十二年(公元1447年)，稍加修改即可增加架数，但不能改变房数。
明代住宅建筑的等级制度主要是限制房间和框架的数量，至于建筑层数，可以因地制宜。明代的房屋都能表现出明代的建筑特点，典雅稳重，做工精致，装饰精美，雕刻彩绘精致典雅。江苏南部、浙江东部、安徽南部、山西襄汾都有明代民居遗迹。明代家具造型美观，尺度适宜，结构严密，雕刻适中。高层人士选用紫檀木、花梨木等名贵材料，其工艺至今仍堪称典范，是我国古代家具发展的巅峰。
明代木匠书《鲁班经》记载了当时民间工匠必备的业务知识和中国古代常见建筑、家具、器皿的形制、规模、材质等。该书原名《大师刻鲁班木经官镜》或《鲁班经镜》，由吴荣主编，成书于明代。这是一本供民间手工业者使用的商业书籍。这本书有一卷插图和三卷正文。《鲁班经》介绍帮会的规矩、制度、仪式，建房的流程，择吉的方法；说明了鲁班真尺的应用。记录了常用家具和农具的基本尺度和样式。记录了常用建筑的框架形式和名称，以及部分建筑的群体布局形式和名称。
《鲁班经》对技术知识的介绍比较笼统，但从书中可以知道古代民间工匠的业务职责和范围，民间建筑的建造过程，一般的建造时间和朝向等等。在东南沿海省份的民间建筑中，仍然可以看到它所介绍的形式和做法。介绍的很多家具也可以在这些地方看到。鲁班真尺的使用方法至今仍被民间工匠沿用。风水是中国古代的一门绝技。其本质是选择和处理人的生存环境，追求生理和心理都能得到满足的外在条件。风水涉及房屋、墓葬、寺庙、村镇，其中与墓葬有关的部分称为“阴宅”，其他方面统称为“阳宅”。这是古代农业社会人们渴望与自然和谐统一的一种自强手段，其中包含着朴素的科学元素，也可以称为古典建筑环境工程。
风水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三千年前西周的“卜宅”。后来，“相土尝水”选择了城址、房子和坟墓。到了汉代，风水理论已经萌芽，指南针是唐朝发明的。到了宋代，风水已经形成了江西派和福建派两大流派。
明朝是中国风水的鼎盛时期。一时间，民间风水实践和风水理论都有了很大发展，各种风水书籍相继问世，包括刘基的《阿满行》、蒋平杰的《水龙经》、《杨宅指南》、郜琏的《相宅要说》、张道宗的《地理百科全书》、周静怡的《山海经》、和尚的《风水宝鉴》。
明代风水流派很多，但还是以江西、福建派为主。江西派又称情景派，主要阐述山川的情景和民居的形式，其特点是重视民居与自然的关系。福建学派，也被称为推理和法律学派，主要是基于占星占卜。但从明代风水书籍的内容来看，无论是标榜江西派还是福建派，其实都是讲究形式和道理的，只是各有侧重。在实践中，两派都以罗盘为确定方位的基本工具，根据罗盘上的数字和天文地理名称开出各种风水药方，因此罗盘也被尊称为“罗盘”。
在明代，风水对建筑有很多影响。首先是地点的选择。几乎所有的房屋和坟墓都是根据风水理论选址的，风水先生经常参与村庄选址。村落选址的原则可以概括为:背山面水，山清水秀，水龙环绕，厅堂宽敞，水口汇集。所谓山龙水龙，指的是山川水系的情况，唐明指的是村落地基所在的空间，水口指的是村落头尾部的进水口和出水口。根据这些原则，山村大多选择枕山的环境，四面环水，有屏风；平原地区，水为龙，村落往往采用临街临水的布局。城市选址原则与村庄相同，但要求环境容量相应增加。
“水口”是明代风水学中的一个重要话题，在大多数风水书籍中都有论述。然而，此时水口已经特意指向了乡镇水流的出口。由于村镇的入口大多位于此处，祠堂、亭台、小桥也集中于此，因此成为村镇中最重要的关键路段和居民的公共活动中心。这种现象在皖南徽州地区最为典型。
风水学认为，高楼的设置，如塔、亭、堂，可以弥补地形的缺陷，提高城市、乡村的氛围和潜力，使一个人化恶为吉。比如，明郑德年间(1506 ~ 1521)，江西瑞州知府匡磐认为瑞州人才多，原因是风水不好。他亲自勘察地形后，发现付雪的格局有问题:在付雪的前面，西边有一座城门站在旁边，东边什么也没有，导致左右不平衡；付雪的后背被粮仓挤压，后背并不宽厚。于是他下令将仓库搬走，在付雪的东边建一座亭子，名为进贤楼。他与同事商量后，认为付雪在南方没有“远见”(风景)，不利于文学的繁荣。而且付雪在南郊正对石鼓岭，山形平秃，使文士“倒霉”，仕途无法上升。于是，他决定在山脊上建一座十层楼高的高耸文峰塔。他还听说瑞州有三公(太傅、太师、太保，明朝最高官员)和状元，于是下令开挖石河和金河相连。这是大规模建设改善城市风水的典型例子。类似的用文峰塔、文昌阁等建筑改变城市风水的做法几乎随处可见，官学门前墙上的一座山西大同修建的文峰塔就是其中之一。
住宅是风水的重点之一。风水学的各个流派在房屋的选址、布局、周边环境等方面都有一套趋吉避凶的指导原则和方法。他们用指南针确定房子的方位和属性，然后推导出平面布局，大门的方位甚至每栋房子的高度和位置。大门在风水上被视为“气”的出纳口，是房屋“上接天气，下合土地”的关键部位。它的位置和方向与居民的命运息息相关。山和水是气的自然来源，气是最吉祥的东西，所以大门要对着山峰或远处的山口(附近的山口也叫“煞气”，不能相对)。也可以背水而立，但不能冲进车行道，也不能对着邻居家的门。这些治疗在功能上都有一定的依据，风水用凶吉观来解释，给它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风水师为了减轻“大门不吉利”的心理负担，往往会在大门对面摆放“泰山石敢当”和“镇山海”的石碑或镜子，赋予这些城镇神奇的邪气。对于房子周围的道路，要求从“吉”来，有曲折。总之，各种风水书对房子提出了各种趋吉避凶的方案，非常复杂，而房子里的厕所和水井的处理都与趋吉避凶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