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最早制造的货币叫什么名字?

对中国人来说,日元不值钱;但日元上的数字与中国人崇拜的权势人物相去甚远。他们既不是比尔·盖茨那样的有钱人,也不是袁世凯和毛泽东那样的老板。既不是日本战国三杰: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也不是维新三杰:西乡隆盛、城户高吉、久保俊一。不是皇帝,不是内阁大臣。在靖国神社有一席的日本“民族英雄”没有一份。

战国三杰和变法三杰谁更厉害?

倒计时5,5,4,3,2,1。他们是福泽谕吉、樋口一叶和野口秀树。有多少中国人知道这三个日本人?

10000日元——福泽谕吉,日本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日本第一所私立大学庆应私立学校的创始人。

5000日元——明治维新时期的女作家、才女樋口一叶去世,享年24岁。可以和中国的张爱玲相提并论,但她的小说不是粉恋,而是黑社照。

1000日元——野口英树。现代日本细菌学创始人,混血儿,父亲是犹太人,母亲是日本人。在非洲研究黄热病时,他感染了该病毒,于5月21928日死亡。同年6月65438+5月,他的遗体被运回纽约北郊的一处墓地安葬。他的题词是:“他一生致力于科学,他为人类而生,为人类而死”。

不比我不知道,我更惊讶。

一对比就知道,中国的“英雄”都是帝王将相,都是“优于他人”,都是“宁负天下,不负天下”。如果,只是“英雄”自己动手,仅此而已。碰巧这些“英雄”也是中国人崇拜和珍惜的。

三个角色有哪些英雄事迹?下面列出。

福泽生活在幕府末期。在美国黑船的威逼利诱下,日本不得不走上改革之路。但是,东方还是西方?阳关路是哪条路?没人理解。是为了坚持日本特色吗?日本人彻底与东亚决裂,“掉头向西”,拥抱欧美,才是最迫切的问题。

福泽谕吉以“雁奴”的敏锐眼光和超人的勇气提出了“脱亚入欧”的伟大构想,为黑暗中的日本点亮了一盏前进的明灯。他在《文明提纲》中说:“要想使日本文明进步,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确定它为一切讨论的标准,并用这个标准来衡量事物的得失。”他还呼吁:“中国不要疑神疑鬼。与其坐等邻国前进,不如脱离队伍,与西方文明国家共进退。”

要向西走,首先要转身告别东方——东方是什么?东方是从中国大陆传到日本的儒家思想,即“尊卑不尊贵”的封建等级制度。对此,福泽谕吉几乎有着与生俱来的厌恶和抵触。在1872到1976连续发表的《劝学篇》中,他直接指出:“天没有在人之上造人,也没有在人之下造人。”说白了,就是中国人还是很抗拒的普世价值:人人平等。

事实上,在福泽谕吉幼小的心灵中,已经播下了反抗等级制度和暴政的种子。佑司是武士,但他的父亲是最低级的武士。父亲去世后,生活更加惨淡。他不得不和母亲、两个哥哥、两个姐姐一起回母亲的老家,过着艰苦的生活。即便如此,我们也要像武士一样过高尚的生活。武士道规定一个武士不能经商,不能工作,因为这和他的武士身份不匹配。所以很多低级武士的孩子上街打酱油,用毛巾捂脸,或者干脆半夜去。

福泽谕吉不在乎这个。他不仅打酱油,还大摇大摆地在腰间别了两把刀,证明自己是强化武士。他光着身子,提着酒壶,光天化日之下公然打酱油,刚派警车开道。他认为一个人用自己的钱买东西是公平的,没有错,也没有什么丢人的。

而且,当我告诉吉十二三的时候。有一天他进屋时,不小心踩到了大哥放在室内的废纸,大哥勃然大怒。原来,废纸上写着国主“太傅敖平”的名字;踩主之名,还不错。于吉为了讲和,很快就道歉了,但他不这么认为。他偷偷写下主的名字,踩在上面,然后扔进厕所。他还偷偷更换了神社的神像,窃笑相信女人的无知,揭穿了神罚的骗局。

事实上,宇治的父亲是儒家文化的粉丝,宇治的名字也与中国经典有关。1834 65438+2月12(日本历),福泽谕吉出生于大阪的御所。他的父亲,福泽白石,在丰臣之前是中津(今九州大分县)的封臣。我的母亲是桥本·宾Uemon的长女,同宗,姓顺。他的父母生了两个男孩和三个女孩,佑司是最后一个儿子。白竹虽然是一个地位低下的诸侯,但是他忠厚谨慎,才华横溢,英俊潇洒。他最喜欢中国的古籍。正好,佑司出生的那天,他买了60多本中国清朝的圣旨条例。傍晚,佑二出生,喜事成双。因此,这个新生儿被命名为优姬。

与时俱进,尤其是在福泽谕吉。早期,受父亲的影响,福泽谕吉熟读中国的儒家经典,也抱着“修身、治国、平天下”的远大理想。同时,儒家思想也是幕府的主流意识形态,深受德川家族的喜爱。但到了大阪,他接触到了荷兰人带来的西方科学“蓝雪”,儒学及其理论彻底被抛到了海底。

福泽谕吉认为,儒家思想有两个致命的弱点:一是不解决现实社会中的任何实际问题,如丈量土地、兴修水利、造船造炮、核算盈亏等,儒家经典中一个字也没有;第二,儒家等级制度与福泽谕吉追求个人平等的内在精神背道而驰。一瞬间,福泽谕吉被蓝雪迷住了,为之废寝忘食。

他的老师绪方洪庵对他的快速进步表示赞赏。有一次,福泽谕吉自己也感染了伤寒,因为她在护理一个同学。绪方洪庵专门请了另一位名医诊治,同时照顾自己。事实上,绪方洪庵也是一位著名的西医。他不诊断的原因是绪方洪庵把佑司当成自己的儿子,不敢开药方。可见,于吉深受老师们的喜爱。佑司也从老师的榜样中学习到了为人师表的高尚品格。

当时大阪是日本的商业中心,东京是日本的政治中心。福泽谕吉在完成学业后,渴望在东京一试身手,以便在国内外的日本政局中做自己的奴隶。然而,当他到达东京附近的横滨时,他发现这里的人一句外交和贸易语言也不懂。因为,他们都说英语。

知识渊博的福泽谕吉简直就是一大桶冰水。然而,福泽谕吉一点也不后悔和灰心。他马上意识到英语将成为未来世界的主导语言。要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文化,首先要学好英语。其超前的意识和战略家的眼光令人惊叹。和“不了解ABCD就做好接班人”不一样。但是那时候没有老师和学校教英语。福泽谕吉用一本蓝瑛词典(荷兰语和英语词典)和他超人的智慧自学了英语。

半年后,有一个机会,福泽谕吉作为随员去了一次美国。安正第六年冬天,根据日美贸易条约,德川幕府派出一艘军舰“仙林”号护送使节到华府交换商业协议。这是日本建国以来史无前例的壮举。在朋友的推荐下,佑司得到了木村船长的许可,乘坐通商,去了夏威夷和旧金山。

到了旧金山登陆,佑司迫不及待地问美国人:华盛顿的后代在干什么?美国人一脸狐疑和不屑地看着日本鬼子。意思是:乡下土包子哪里来的这么弱智的问题?这给了福泽谕吉极大的震撼,也再一次让福泽谕吉领略到了西方文明的根源。但毕竟是第一次取样,又因为随员事务繁忙,第一次出国只带回了一本韦氏词典。他的思想,只是被触动,并没有发生根本的、系统的变化。

回国后,福泽谕吉开始在日本外务省担任翻译,并创办了一所私立学校教授英语。这期间,他又在欧洲待了一年,1861;这一次,福泽谕吉对政治、经济、法律、社会、文化、医疗、教育、邮政、政党、选举等都很好奇。欧洲国家。1866,发表了这次欧洲之行的总结报告《西方事务》。几乎所有向往西方改革的日本人都有一份,洛阳纸贵了一段时间,成为日本明治维新的启蒙著作。

1867年,福泽谕吉作为德川幕府的军舰采购委员,第三次赴美,考察了美国东部各州的城市。他是幕府的内阁成员,但在内心里他已经极度厌恶幕府的反动统治。他对日本的未来也有更深刻和全面的看法。他坚信日本要有光明的未来,就必须西化,而且是彻底西化。而且,他为此设定了正确的实施步骤。

“学习欧洲文明,首先要改变人们的思想,然后改变政府法令,最后成就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按照这个顺序很难做到,但是没有真正的障碍,目标可以顺利实现。如果顺序反过来,似乎很容易。其实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就像站在墙前,很难前进,或者是前进一寸,后退一尺。”

明治维新走的就是这条路。结果就像佑司说的,很快就看到了成效。1868年的改革和1894年的改革给了大清一个教训。1904年,俄罗斯在日俄战争中战败。与此同时,痴迷于“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清,也是一蹶不振。最可笑的是,时至今日,我们还执着于“先经济后政治”、“先易后难”的中国特色改革道路。众所周知,日本已经在理论和实践上证明了“这条路是走不通的”。

每次去这里,我都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感到羞愧。我所有的爱国自豪感都被福泽谕吉扼杀了。

然而,福泽谕吉并不是官方粉丝。他的志向在于教育,在于用自己的思想影响中国人,在于用思想的力量引导日本社会走向文明。

他认为西方教育的精髓在于:第一,塑造独立人格;第二,提倡并教授实践学习。实学是解决问题的学问,而不是充满仁义道德,却不知柴米油盐从何而来,为何而来的儒家学说。为此,他孜孜不倦地翻译了大量西文书籍,数量之多,范围之广,令人印象深刻。

他翻译了六十多本书;书的数量,有几百几十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历史地理、制度习俗就不用说了;天文、物理、化学,或者童书、样书书法、修身系列,甚至簿记、武器操作、攻城野战方法都有,范围之广,如同百科全书。时至今日,绝不是一个人可以做到的事情。

福泽谕吉以教育为己任,以传播思想为职业,视名利如粪土。维新政府多次让他担任政府职务,但他始终没有改变做一辈子平民的初衷。经常有倡议要授予他学位、勋章或头衔,他也从来没有婉言拒绝接受过。明治三十三年,日本朝廷特颁赐金币五万元。佑司把所有的钱都转到庆应义塾大学基金。

他主张“文人的雁奴”,认为文人就是雁奴。一群鹅在江湖沙渚过夜,数千只聚在一起。其中,大的在中间,小的在外面,以防狐狸或人类捕捉。从事镇守的小雁叫“雁奴”。学者也是如此。学者要瞻前顾后,洞察世界,了解未来;看到人们没见过的,说出人们不敢说的;“独立人格自由的思想”。

福泽谕吉是日本的“雁奴”。他改变了日本的历史,日本人把他尊为民族英雄。所以,把它放到最大的日元上。1901年,福泽谕吉突发脑溢血去世,日本举国哀悼。

中国的“雁奴”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