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历的起源和发展
官历在唐代相当流行，甚至被私人反复印制。比如文宗时，汉人印制的私历，在每年司天泰颁布明年的新历之前，都是在市场上出售的，所以文宗在太和九年(835年)尝到了禁私历的滋味。
因为历书是皇帝颁布历法的工具，所以人们也称之为“皇历”。
现在我们能看到的中国最早的帝王历书，一份是唐僖宗四年(公元877年)的印刷历书，一份是唐僖宗二年(882年)的印刷历书。这本历书不仅是世界上最早的刻本历书之一，也是极其珍贵的早期雕版历书。不幸的是，两人都已逃往国外，现藏于英国伦敦的大英博物馆。现存最早使用北宋年号的历法是敦煌出版的唐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钞(编号S612)。这种历法除了一般历法之外，前面还有国忌、新学年和神真形十二年，以及推混血儿。
北宋司印历之初，由姓侯的人出售，但由于价格昂贵，所谓的小历都是汉人私自印制，每册只收一两元钱。宗申熙宁四年(1071)，实行新法的王安石禁止私印私售小历，政府印制大历，以每本几百元的高价出售。以元文宗历元年(1328)为例。在那一年，全国范围内销售的官方印刷日历(古人通常称为“日历日”)超过三百万份。平均而言，在家庭部的税务登记册中，每四个家庭就有一份官方印制的日历。这绝对是当年世界上最畅销的单行本。而且政府卖日历的收入高达全国岁币的千分之五！
所以在政治和经济的考量下，难怪元法会对私自印制和贩卖历法的人施以相当严厉的惩罚。它的条款说，那些举报他们私下制作日历的人将得到120银的奖励。如果没有官方日历打印信件，就和私人日历一样，创建者就违反了制度。但在一些偏远地区，由于无法及时获得当年的官方历法，私人历法的出现并未被禁止。在逐利的吸引下，也为了满足大家对技艺的高要求，汉族民间艺人一直在私下编纂年度通书，不仅涵盖了公历的形式，还增加了很多与趋吉避凶有关的规矩和内容。
清乾隆十六年(1751)，法馆终于顺应社会现实，决定允许汉人抄录黄历官印，不必加盖秦印章。根据这项新法律，出版黄历不再违法。而很多选人也开始出版自己的年度百科全书，标上自己的名字或者馆号，积极争夺这个广阔的市场。
于是，历书发生了很大的演变，历法的内容非常丰富。除了记载日期、枝杈、二十四节气表及相关注释外，还印有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朱子治家格言、世界各国国旗、各种对联、感谢贴、呈文诉苦、汉族民间偏方、张天师治病技巧等。一本历书成了一部小百科全书。有人开玩笑说，一个年鉴在手可以“做不求人的一切”。
嘉庆二年(1797)，以舒同积成堂为例，不仅畅销南方沿海地区，还远销海外。
然而，历书中的占星内容经常被批评为迷信。基督教太平天国颁布的黄历，删除所有禁忌，只标明节气和星期日；清朝宣彤年间颁布的黄历，也禁止公布禁忌、冲煞、方位、流年、传统年龄；日据时期台湾的黄历只有“宜”而无“讳”；台湾光复后，全部恢复。历书被改革为“阴阳万用书”。孙中山先生提出用西历，也就是现在的公历。于是，阳历被加入到黄历中。
古代历书由秦发行，民国以后由五术和选日师发行。当地的算命先生可以把大厅的号码挂起来，单独公布，或者把版权作为公共和私人机构的礼物出售。
私人书店也开始印刷帝国日历。有人借用轩辕帝的“黄”字，将“皇历”改名为“黄历”，也叫“宪法之书”，然后由轩辕帝创制了《演义》。但其实这只是后人的杜撰。几千年来，历书一直是中国汉族人中最畅销的书！没有被时代淘汰的迹象。甚至到了民国以后，在科学主义的冲击下，一般的书还继续出版，这真的是出版史上的一大区别。例如，台湾省每年大约印刷五六百万份黄历。约三分之二的台省历书、通书，号称是继承了二百年前洪超、福建的“积成堂”通书；港人气的源头是广东“崇道堂”罗传烈的舒同。
很多现代人对公历有很深的依赖。学者认为，黄历几千年的流行反映了中国人生活的不确定性。总的来说，这本书包含了许多与吉凶或生活习俗有关的内容。虽然在每个时代都是朴实无华的通俗刊物，但中国人对择吉观念的信仰，长期以来制约着社会上的许多活动(如造地、丧葬庆典，甚至选举登记)。
因此，对《舒同》或《黄历》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具体地了解计数在社会中的传播方式及其影响，而且有很好的机会将其转化为了解古代流行文化和日常生活的一把钥匙，这值得学术界和民间当局更多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