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吉日和吉日的诗

今天立冬了。“天水清，秋冬初酬。”秋叶落，冬来，这是永恒的自然规律。古往今来，书画版画都表现出“立冬”的主题，如出土的汉简、王羲之的《冬帖》、王铎的《莲浦山居》、石涛的《仿稻山水》、吴昌硕的手记等等。深秋，万物凋零，安静地沉睡、潜水。只希望冬天开始越来越深，在不知不觉中与明年的初春相遇。

立冬是冬天的开始。“立，始也；冬天，最后什么都要收获。”此时读到宋末元初诗人书法家仇远冬初的一首诗:“细雨生寒无霜，庭前落叶半青半黄。小春不会在这里多日，梅花盛开。”我觉得极其适合那个场合:迟来的细雨带来了微微的寒意，庭前庭院里的树叶半绿半黄，还在变色，秋天还没有完全过去。杭州人仇远描述了南方的情况。南方的冬天来得比较晚，即使到了立冬，依然是满满的秋色。西北的红黄景象还没有完全褪去。在北国，已经是一片天空，寒风冷雨，霜雪交加，以至于万物萧条，落叶纷纷，大雁不见，毒刺也不见了。

自古以来，很多恋人都容易悲伤。花开一季，人活一辈子。人生就像四季，春播、夏耕、秋收、冬季，理应如此。人生一定要像四季一样分明，遵循自然规律才能心境平和，心态平和。无论多冷的季节，都要学会让自己的心情温暖舒适。落花婀娜，却不是完全无声。因为有了墨香和书香，你可以畅想千年，驰骋万里，沿着古老碑刻的小路，徜徉在一望无际的砚田。难得为思念而写，默写几行，用心触摸李白的《上阶》，深情感受苏轼的《寒食帖》时有一种愉悦的感觉。生活是喧闹的，但生活是孤独的。时间的尽头，世间的种种风俗，都是灵魂深处最隐秘的希望。在黑白的世界里，大小、粗细、方与斜、厚与湿与干，相映成趣。这些发自内心的墨迹，是人生中不可磨灭的记忆。

在纸被发明和广泛使用之前，中国人使用竹简和木简作为书写载体。西北是中国书法的宝库。居延汉简、汉简、武威汉简、甘谷汉简也叫“汉简”，出土地点都在甘肃。在近代发掘的三大文物中，汉简、经书、甲骨文直接影响了书法史的进程。除了甲骨文在中原腹地，汉简和经书都在西北。最重要的是，这两本书法书都是墨迹，可以清晰的看到当时的书写状态。西北在占卜的位置。按五行来说，五行中冬属水，西北属金。西北是中国大陆通往西域的要道，尤其是汉代的和平凉爽之地。它是中国西北地区的首府所在地，曾经是向东传播的主要道路之一。汉代设四郡屯兵屯田，成为汉代西北的军事中心。回顾唐代的诗歌，无论是“一个人平白无故出西阳关”，还是“春风不过玉门关”，描写的都是同一个场景。

竹简是统一的，大小有严格规定。标准文件长23厘米，宽1.1厘米。除了竹简，主要用胡杨、红柳、松木简，不易晕染、折断，成本也不低。汉简的书法风格豪放、率直、不做作，让我们在千年之后仍感振奋。这些触目惊心的原始大手笔只有几厘米之内。一旦放大，就有一种令人窒息的力量。得益于放大技术，汉简直接引发了晚清以来书法风格的变化。无数未知，创造不朽经典。不过，当时只是一封普通的举报信，也有可能是家书。因为是不可数的，所以后世留下的汉简作品，风格瑰丽。汉简不仅具有非凡的艺术价值，而且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然而，即使是军事事件，最终也是通过个人的小事来呈现的。

西汉马圈湾竹简

这张马泉湾汉代烽火台遗址出土的竹简，其实是一张出关的“申请书”——“元康元年十月，仁阴带新月，关树福广德、左敢言:守陵赵负而有趣，伏信为久历练，为出关留衣用。敢说话。”“元康”是西汉宣帝的年号，“十月是公元前65年十月的第三天”。今年丑年的立冬恰好是十月的第三天。也就是说，这张汉简是2086年出版的。女子的丈夫在玉门关外站岗，她要求在入冬前通关，给丈夫送去御寒衣物。这件事发生在立冬，那个丑八怪，又目睹了这件汉竹简。虽然被侵犯了两千多年，但依然能感受到亲情和爱情的美好，嘘寒问暖，就像现在一样。时间被冻结了几千年。

现代人有熟悉的纸质和电子日历。其实古代就有按照年、月、日顺序排列的“历法”。用户将记录重要的事件或旅行，这在当时被称为“质量日”或“依赖日”。海曲汉简上“汉武帝后二年见日”写道:“十四。丁酉，丙申，乙未，从夏到初(日)在国门。吴佳、贵司、仁臣、陈冰、毛毅、甲寅、桂畴、仁子、立冬、辛亥、桂茂、仁寅、辛丑、庚子、己亥，戊戌之冬持续了一天。田汉二年城阳十一年。庚欣嘉佑海子排不上号。”从这张汉简中可以看出，天干地支之间有一条长长的空白，是用来填必要的东西的。历史典籍中对节气最早的记录是《尚书·尧典》中的“四星”，即夏季的至日、冬季的至日、春分和秋分。春秋时期产生了立春、长夏、立秋、立冬，与二分法一起称为“八节气”。海曲汉简中留下了春分、夏至日、立秋、立冬等八段名称，见证了中国节气的演变。

西汉山东日照海曲竹简《汉武帝后二年见日》

汉朝是一个强大的统一王朝。因此，汉代书法乃至整个艺术呈现出一种古朴雄壮的气势，显示出一种蓬勃的生命力。这种整体的力量和气势构成了韩艺术的审美风格，具有强烈的精神性。以后的朝代，最明显的变化就是“融合”，涵盖了各种元素的融合。从这一点来看，汉代前后的艺术无疑更加纯粹。

魏晋六朝三百年是一个分崩离析的时代。，变化，整个像个灯笼。书法见证人心，记录时代。这种300年的书法呈现多头发展的迹象，甚至有很多悖论和变异。尽管如此，在看涨的走势中，依然有“二王”的主脉，这是魏晋时期的绝佳见证。王羲之的《冬帖》写道:“十一月四日，Xi的白:深感冬天，开始觉得冷。第一步常见的疾病是什么？别靠近，伊一。我心痛，吃不下饭，一天下来很累。做不到。王羲之是白的。”冬天来了，西芝给一个朋友写信。天冷了，他告诉朋友要注意脚病。我感到内疚，因为我不能当面问候你。我自己呢，一直在“心痛”，吃不下饭，身体也不理想。这张手记有笔法意味，显然是个人变法成功之前的作品。王羲之的书法给人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妩媚别致，后世自然有无数崇拜者。从某种意义上说，很多人都是王羲之的弟子，包括米芾、赵孟頫、董其昌、王铎。

王羲之的《冬帖》

王铎，学“二王”的大师，在明末异军突起。他的书法主要由颜三家组成。王铎非常崇拜米芾，被宣誉为“写词有北宋大家之风”。但性格沉郁，又因清事与赵孟頫归于“二臣”。最有意思的是，董其昌的书法和法眼王米的一样，却和王铎的大相径庭。所以，取王本质上涉及到“老师的面子”或者“老师的心”的问题。这对于书风极其相似的现状，颇有启发。如果一个人内心想与众不同，他当然能做到。

王铎对王羲之的发展主要体现在构图和用墨方法上。他一生吃了二王的书法帖，拓展了书信的书法风格。“增墨法”的运用，使草书的表现由“线”变为“面”，因此被誉为“后王胜前王”。当代王蘧常出现曹彰之后，也有同样的评价。书法是这样的。后人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积累，发展，创新。相比之下，王羲之身处乱世，地位岌岌可危，所以觉得“生死亦大矣。”这是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王铎晚年恰逢明清两代更替，天崩地裂。清朝以后，他活了八年，生不如死，极其压抑。从某种角度来说，王铎屈膝是为了在书法上取得巨大成功。一个人书法如日中天的时候，突然面临生死抉择，内心特别不甘。王铎没有选择死亡，而是苟且偷生。同为晚明“三棵树”的黄道周和倪，都是从容而死的。自然和王铎的名气完全不一样。王铎晚年的写作素材更好，优秀作品层出不穷。王铎没有辜负自己，极其勤奋。他尝试在冬夜写作，他在寒冷的天气里研究墨水，表达他的思想。其中一首是《莲浦山房阔》诗轴，字里有“庚寅冬书”。在他去世的两年前，钢笔不见了，马奔腾无处不在。另一首是《赠文姬大词》的诗轴，是王铎又一个不眠的冬夜。书风浩浩荡荡，但有时又有奇形怪状的姿态，这无疑与心境的压抑有关。

清代王铎的诗《莲浦山房轴》

清代王铎《赠文记大词》的诗轴

与王铎命运多舛的一生相比，苏轼的仕途并不如意，经常陷入挣扎之中，不是被发配，就是在被发配的路上。而东坡却有自己的方式，他可以活得有味道，从而成为举世闻名的“最有趣的人”。要成为艺术家，你必须有一种有趣的精神。面对现实中的种种不幸，苏轼冷静地找到了解决的办法。被贬到岭南，他唱了一首“一日三百荔枝，我不惜做岭南人”的诗，被贬到海南。他写信给儿子:“每次辞行，小心不要说什么，怕北方的先生们听见，争取东坡所作所为，求海南分享我的美色。”告诉我儿子永远不要说吃牡蛎的事。如果这个秘密被人知道了，恐怕那些北方人要学学我，求皇上把他们贬到海南，跟我争夺这个世界的美食了。瞧，难怪他的政治对手如此愤怒。苏轼虽然一生颠沛流离，但从未停止写作，在诗词书画上收获颇丰。

北宋苏轼的《蒙董波汉帖》

这幅《蒙汉帖》出自《渔鼓台》,是南宋少定元年(1228)聂子舒在江西省赣州地区赣县渔鼓台所刻。“孟冬”又叫“小阳春”，是每年冬天的一个月。其中写道:“孟冬薄冷，我恭敬在侍郎桌前等候万福。石当天就被赦免了，有罪的时候太糟蹋自己的生活了。仅仅因为他写了一本书而感谢他是不够的。我不敢浪费这点小礼物，我害怕退缩。我不急于服务，为宗社微调，祝你一切顺利。我愿意把我的手给你，但我不会宣布。”这是苏轼感谢朋友的一封信，没有什么具体特别的。虽是版画，但笔法圆润飘逸，在苏轼的作品中并不多见。

易炳寿有很浓的“紫苏情结”。嘉庆五年(1800)，时任惠州知府的易炳寿及其部下在惠州白鹤峰下修缮苏轼故居。清理墨沼时，将砚台的一面捞出来，砚台背面刻有“师”字，边上有“德有邻”字样。在天上，易炳寿把这块紫苏砚当成了拱墙。易炳寿崇拜苏轼，主要是因为他的思想认同。紫苏生活在生与死之间，儒道交替。嘉庆十二年(1807)，易炳寿去世，丁酉八年回乡。这是仕途的寂寞期，却是易炳寿艺术创作的巅峰。虽然是临时性的，但其实是典型的创作风格。用笔饱满苍劲，“古拙厚朴”二字写完，整体气势恢宏。正文由两行组成，行间距紧密，字间距稍有分隔，两者方向相反。“敦、黄、景”等笔画虽多，但布面均匀、从容，而“达、寿、本”等笔画虽少，但大而壮阔。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是赠送的。左边有题词:“新浦兄年纪太轻。看到莫青书的这一帧，很好，因为是礼物，叶尊相知。”碑文笔法精准，一气呵成，与正联相结合，成就一个故事。

清代易炳寿在“裴岑基拱北”和桂海立冬。

在整个清代的书法家中，吴乃(zρ)默默无闻，却因为难写而被人铭记。吴乃清代嘉庆四年(1799)进士。他是一名拥有学士学位的正式讲师。他擅长绘画和写作。最重要的代表作是《莫林的故事》。这本书比它本身更有名。从对联“论为名酒，说诗能存古经”来看，可以学习唐代王《教序》、余士南、褚遂良，学习董其昌。由于他们深厚的诗文修养，在当时的餐厅潮流中独树一帜。从他了解到的情况可以看出，当时的方法大体正常。

吴琴奈，丙子立冬

面对改朝换代的历史趋势，个人无法改变，但可以根据自己的真实内心做出选择。王铎选择了投降，作为皇帝的石涛选择了成为遗民。“遗民情结”支配着他的一生，这也使石涛的一生不合时宜。他借助字画，探索人生的自在境界，抒发内心，我以自我为中心。遗民情结主导了石涛的山水画创作。从某种角度来说，石涛确实和别人不一样。他是一位艺术哲学家，所以石涛的绘画语录可以成为中国绘画史乃至中学史的杰作。上海博物馆石涛仿稻作山水轴曰:“风急浪阔，钓船难。请做好你的工作，然后在月球上进行一次完整的旅行。丁原哥哥用这张纸写了山，用米颠的笔法送来了一个微笑。辛巳初冬四日时，香清盲尊者写道。迪达草堂。”新寺立冬是1701年，石涛刚好六十多岁。总的来说，这个仿米家山水确实有一股湍急的湖水和宽阔的海浪的气势。话也是从米菲那里学来的，可见幸福的含义。所谓“诗言志”，由此题词可知其真。

清石涛仿稻作山水，辛巳立冬。

吴昌硕和石涛相似，生活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但他们又不同。石涛面临着一个王朝对另一个王朝的更替，而吴昌硕则处于新旧时代的转换之中。吴不是遗民，而是老遗民。“海派”中也有不少这样的领军人物，如沈、康有为、李瑞卿、曾。相较于新旧时代，市场化、商业化因素的渗透对书法家乃至整个艺术家群体的创作影响深远。新旧传统之间，在吴昌硕这一代，“旧学”的烙印依旧。吴昌硕生性喜古，其诗尤爱用非正统经典，故晦涩深奥，但有时难免迂腐。八十岁那年，我手写的字条上写着:“雨后东里野色寒，诗人们常吃英。朱门酒肉臭，黄花醉如牡丹。(画菊花)色如玉，香如兰芝。庭院第一歇后，一树婀娜，明月当空。(画玉兰)迎秋影莲息，赏秋人困。难得有一个没有风暴的地方。在浅水芦花画里看。(画莲)立冬死后三天，成志成了好朋友。”吴昶的篆书成就较高，影响较大，草书成熟最早，应用最广。笔法精妙，容易收好。篆、隶书、楷书、行、草等各种笔法融于一炉，墨润干适。风格豪放浑厚，傲气古板。虽然是比例素描，但也是铺天盖地。武有路实力雄厚，创作势头强劲，作品数量多，含金量高，诗歌、书法和印刷都达到了顶峰。《沈嘉立冬》刻“大壶”，旁段写道:“沈嘉将庆冬，大壶先生训令苍石”，年龄465，438+0。“丙寅立冬”刻“仍在鲁读书”，已83岁。“老人死于印刷术已经十多年了。今天，大仓先生破例了，他的胳膊开始疼了。我知道我在暮年无法和别人竞争。”从这个版画可以知道，吴昌硕因为手臂疼痛，十几年没有刻，对他的代刀和伪作有一定的鉴定作用。这两件作品相差近四十年。吴音的风格成熟而早熟，但从未结皮，脱俗而可见。

现代吴昌硕手迹，桂海立冬

现代，吴昌硕还在鲁读书，丙寅已是初冬。

现代吴昌硕刻大壶，沈嘉立冬。

吴昌硕素有“诗书画印”之称，前有赵，后有齐白石。赵是海派的先驱，齐白石属于京派，但赵对齐白石影响很大。齐白石曾自称“诗中之一”，意为神秘。事实上，他是负责人。吴昌硕的也属于“顶卡”。相比之下，吴昌硕可以算是古典时代最后的艺术，齐白石可以算是新时代的艺术之一。但是，“和”与“和”之间也有差距。虽然风格评价有些地方缺乏可比性，但总体而言，齐白石的艺术深度比不上吴昌硕。齐白石的“贡献”在绘画题材上是开拓性的，改变了文人画追求的意趣美，趋向于朴素的家常题材。蔬菜、萝卜、苍蝇、老鼠等不屑一顾的东西成了绘画题材。其实，早在赵、和吴昌硕手中，已经有了一些尝试，但在齐白石手中，他们创造的更多。立冬时，北方人喜欢吃白菜炖粉条或鸡肉炖蘑菇，既方便又省心，因此成为家常菜的代表。齐白石喜欢画卷心菜。齐白石是否曾经想用他画的白菜换一车真白菜，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齐白石真的很喜欢大白菜。《白菜》题词:“不止老平知此味，三代咬其根。借用山翁系统。”齐白石喜欢大白菜，对家乡充满感情，对现实生活心满意足。

现代齐白石的白菜在轴和纸上着色。

另一处“白菜菇”的碑文写道:“白菜之美，北方无处，菇田之美，只在南方，雁来雁往。菌类的味道可以优于其他。土人叫鹅，却以没有蘑菇出名。白石山翁也有记载。”人会对自己喜欢吃的，习惯吃的，后来吃不到的东西有想法。齐白石离开家乡，成了“北漂”。北方的白菜好吃又好吃，可是家乡那种叫“雁菇”的蘑菇已经不好吃了，我就更加怀念了。南方的鹅来了，北方的鹅也该走了。现在是秋冬季节，美食可以弥补时空位移的短板。时不时地汲取食物，可以缓解人们对世界的复杂感受。

现代齐白石的《白菜蘑菇》是一根轴和一支纸笔。

鉴于吴起篆刻，曾有人说“你”。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吴起达到了很高的人生境界，他的风格达到了极致，使得学习者很难学习，发展空间很小；第二，很容易只学皮毛，甚至成为一种习惯。相比之下，黄士陵属于印度风格的类型，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归根结底，关键要看个人是不是“好学者”。学不好书印，大部分是因为自己，不能怪方法的对象。因此，“吴琪寅”论要么是无中生有，要么是建立在错误信息的基础上。总之是可以休息的。最感人的是，吴起之间的恩怨变成了“公案”。其实说起来，吴对是持支持态度的，但对每个人来说，一旦他们在观念上不能并驾齐驱，他们最终还是会分道扬镳。

众所周知，齐白石的老师是王湘琦。其实，齐白石在京时，还有一位老师，徐州人张伯英。书法史上还有一个张伯英，就是东汉的张芝，他开创了“现代草”，被尊为“草”。近代，张伯英是金石学大家，晚清探花家冯旭登堂入室。张伯英对北纪念碑很感兴趣。可圈可点的是，他摒弃了魏碑点彩式的尖锐形式，追求一种强烈、沉稳、厚重的韵味，这使他独树一帜。其实无论是书法研究还是碑学研究，关键在于取法观念，一脉相承，各显其态。张伯英曾在北洋工作，目睹黑暗，毅然退伍，开始了他的印刷生涯。从他的书风来看，可以说是“书如其人”。

现代张伯英，季茂初冬。

从赵，到吴昌硕、齐白石，书画家的职业化倾向越来越明显。邓散木虽然是职业书法家，但他与现在的职业书法家有本质的不同。“职业化”有两层含义:一是专注，一个人所有的精力和思想都集中在这里；第二，书印成了饭碗。有的偏向前者，有的偏向后者，有的两者兼顾。因为这种不同，直接导致了风格和口味的不同。邓散木非常强壮，他可以徒手直接雕刻巨大的青铜雕像。最神奇的是创作数量，堪称古今之最。一般印度人一辈子只有三四千平米，一万多平米，最多两三万平米就是极限了。邓散木的创作势头已经持续了几十年，至少有近10万平方米。“风华正茂”刻于1953，证明早就尝试过“毛诗”这种形式。总的来说，邓散木在“系列主题印章”方面是开创性的。

当代邓散木正值壮年，现在是立冬。

与邓散木的职业生活状态相比，台静农的书法属于学者型人格，但在学者型人格中独树一帜。学者的字一般都比较严谨，甚至难免死板，但台静农的书法却能做到既潇洒又端庄，影响很大。陈的书法比较随意奔放。台湾有两个立冬的横幅。一首《小米》是他去世前两年做的，风格老辣。另一个内容是苏轼《望湖楼》三首，上面写着:“书苏轼诗，不感攻其笔法”。时间是早上五年。历代很多文人对苏轼自然有一种向往和崇拜。台静农的作品粗犷豪放，古拙苍劲有力，点彩如刀削玉，工整传神，用词奇特，笔法飘逸，有一种淡然超然的韵味。台静农是现代书法家中能向倪学习并有所作为的代表人物。深度学习和丰富经验是成功的根本原因。

当代台静农，桂海立冬

当代台静农，陈武立冬

初冬，秋天最后的颜色在梦里悄悄溜走。有时候，还没享受到足够的温柔和古韵，还没体会到孤独和闲适，就被推到了冬天。“天水清，秋冬初酬。”秋叶落，冬来，这是永恒的自然规律。其实，人的生老病死，何尝不是如此？丰子恺曾说:“人生也有冬夏。童年如夏，成年如冬；或者年轻如夏，苍老如冬。”立冬之后，冬天会在寒冷的风雨中悄悄来临。初冬，草木凋零，一切都是隐藏的，干净的，开放的，就像岁月里那些空白的时期，也带来了一个萧瑟迷茫的季节。屋外，昆虫消失的声音，窗外各种树上金黄色的叶子落了一夜。希望这个深秋的一切都安静的落下，睡去，潜去。只希望这个难以忍受的冬天开始越来越深，在不知不觉中与明年的初春相遇。

“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责任编辑:卢思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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