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雷雨》(在线等)谈曹禺剧作的艺术特色。)
《日出》问世后，未经上演就引起了广泛关注。此外，《大公报》还组织了一次集体讨论，先后发表了包括茅盾、叶圣陶、巴金、沈从文、朱光潜、李广田等著名作家、评论家的文章和集体批评。其中周扬发表在《光明》3月第2卷第8期1937。被认为是曹禺早期研究的重要成果。曹禺“他的创作视野已经从家庭延伸到社会”的观点，对后来的研究有重要影响。
研究者对《园冶》的忽视是从这部作品的不合时宜的诞生开始的。这些作品从65438年4月到0937年4月在文聪连载，但没有完成。抗日战争爆发，整个戏剧行业都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各种小戏剧作品得到优先演出和评论。当人们开始关注袁野的时候，正是曹禺创作的收获期，却是曹禺研究的沉寂期。只有1942是个例外。这一年，《北京人》几乎同时在重庆和延安这两个政治气候不同的地方上演，相关评论铺天盖地。甚至有人把今年称为《北京人》的回顾年，大家讨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主题的现实性上。其中，
1942《曹禺之家》演出出版后，对曹禺的研究仍局限于“作品论”，直到1944年陆英《曹禺之路》和杨辉《曹禺论》出版，曹禺研究才进入“作家论”阶段。
1949之前，曹禺研究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由点及面的发展过程，但总体特点是随意性大、见仁见智、有高有低，未能反映曹禺创作的实际水平。
从1949到1966之前，曹禺研究随着旧作品的重新演绎和新作品的出现，不断掀起新的高潮。在旧作品研究中，讨论主要集中在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上，如《雷雨》中的“命运观”、《园冶》和《日出》中的“神秘主义”。徐刚在1958出版了曹禺的《雷雨》、《日出》、在1962出版了《谈雷雨》中的人物》等。在新作品研究方面，张光年(光伟然)在曹禺的创作生命中取得了新的进展――评话剧《晴空》。
1976之后，曹禺首先围绕他的三部代表作，如田的《雷雨论》、路翔的《日出论》、的《北京人论》。后来人们开始关注《园冶》和《变形记》，这两部电影被忽视了很久，尤其是有了电影。
近年来，曹禺研究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总的特点是视野更加开阔，观点更加新颖，主要表现在教材中介绍的五个方面:从基督教文化的影响来考察曹禺戏剧；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研究曹禺戏剧；将比较文学的方法引入曹禺研究；从传统文化对曹禺的影响来深化曹禺研究；从接受美学等不同层面来拓展曹禺研究。
“诗”的现象，是一个文体和风格的问题，也是整体把握曹禺剧作的关键之一。有人认为，从《雷雨》到王昭君，曹禺一直在追求“诗与戏”的融合，追求戏剧诗的境界。
《雷雨》等作品的诗意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曹禺总是以极其丰富的想象力和理想情感去观察和描写生活。他首先没有一个主题，而是在朦胧的诗意感受和想象中，抓住最令人兴奋的创作冲动或灵感。他的创作类似于诗人写诗，从经历、感受、印象出发。比如《雷雨》的创作是以“一两个情节，几个人物，一种复杂而原始的情感”为前提的我在写《日出》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几首诗:“太阳升起来了...我们要睡觉了”。因此，它具有强烈的情感色彩和主观因素，表现出强烈的抒情特征。在《雷雨》和《原野》中，表现出一种“非爱即恨”的极端情怀。即使情感的洪流转向北京人和地下家园，情感，
二是剧情与现实联系不紧密，生活表达逻辑不严密。前面说过，曹禺熟悉生活，但不写身边的琐事。他并不满足于只根据生活的本来面目来描述生活，而是基于自己对生活的深刻体验来想象和表现自己所熟悉的生活，这反映了生活的某些本质，但往往导致作品主题的“模糊性”。在《雷雨》中，《日出》和《原野》中，有一种神秘的力量，让人惊叹和恐惧，而这些作品的主题都是经过研究者研究后才被“追认”的。
第三，时空感不确定，往往是偶然的或者传说的。尤其是《雷雨》和《原野》，虽然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有一个大致的范围，但情节跌宕起伏，人物性格激烈偏激，背景设计具有象征性，整体氛围更富有诗意。这与曹禺剧作中存在的象征意象有直接关系。在教科书中，我们谈到这一点。
4.外来文化对曹禺戏剧创作的影响。
戏剧是外来的艺术形式，中国现代戏剧作家无一例外都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曹禺戏剧的成功及其后期创作风格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外来戏剧的学习和借鉴，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基督教文化的影响。曹禺少年时接触到《圣经》，经常和继母一起去教堂。大学期间还学习了圣经和圣经文学，毕业后在河北女子师范大学用英语教授圣经。基督教文化对他的人生观和创作观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在《雷雨》的前奏中，教堂里出现了弥撒的合唱场面。它充满了神秘的宗教气氛。曹禺文学创作的动机是“劝恶向善”，其早期作品多为表现善恶较量的社会道德剧。《雷雨》表现的是“逝去生命的罪与罚”，《日出》表现的是“灵魂的毁灭与重生”，《原野》表现的是“人与人之间极端的爱与恨”，《北京人》表现的是对。
第二，希腊悲剧的影响。曹禺在大学时就迷上了希腊悲剧，他的《雷雨》就是在这个时期构思的。希腊三大悲剧作家都对命运有着杰出的见解。在他们看来，人类的悲剧是人类无法控制的，是由未知的命运造成的，所以希腊悲剧也被称为“命运悲剧”。《雷雨》中，世界是残酷而冷酷的，人们尤其是四凤，自觉不自觉地重复着她母亲、石萍等的错误。，都表现出一些命运悲剧的因素。然而，希腊悲剧对曹禺戏剧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内容上，还表现在艺术形式和技巧上，如结构上的集中和严谨、倒叙方法、情节设置和情节安排等。元夜的复仇精神也受到美狄亚的影响。
第三，莎士比亚的影响。有人说，曹禺从希腊悲剧中学到的主要是激情和悲剧精神，而他从莎士比亚那里学到的则是“人性的复杂变奏，结构的精巧，诗歌的优美，人道主义精神的丰富和想象力的广阔”。莎士比亚被称为“第一个把精神痛苦写到极致的作家”，他很少对人物进行单一的或静态的描写，而是对他们的性格和情感进行生动细致的描写。他笔下的人物大多复杂丰富，富于发展变化。因此，莎士比亚的悲剧也被称为“性格悲剧”。《雷雨》的悲剧可以说与祎凡“雷雨般”的性格直接相关，而曹禺笔下的许多人物(包括次要人物)都有着复杂而偏执的性格。除此之外，莎士比亚的诗意气质和用诗体写成的戏剧对曹禺也是一种致命的诱惑。
第四，易卜生的影响。曹禺中学时曾表演过易卜生的戏剧。曹禺曾说:“易卜生是第一个对我的创作有很大影响的外国剧作家。”“我被他严谨的结构、简洁明了的语言以及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尖锐提问所吸引。”易卜生被称为“现代戏剧之父”，是对的。五四时期出现的大量“问题小说”和“问题剧”，都是学习易卜生的结果。甚至有人认为，易卜生的影响不仅限于文学，包括整个社会，他笔下的娜拉几乎成了“女性解放”的代名词。主要原因在于他对资本主义社会深刻而有力的揭露，所以易卜生的戏剧也被称为“社会悲剧”。有人认为，曹禺从易卜生那里学到的东西比从莎士比亚那里学到的更多。他不仅学会了如何关注女性问题(在祎凡和陈白露身上都能看到娜拉的影子)，还学会了如何关注社会问题，面对“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而且他学会了如何安排人物与事件的复杂关系，如何制造悬念，如何处理高潮，如何运用象征手法等等。比如他。把次要人物写成主要人物，这样《雷雨》里谁是主角就成了问题。祎凡、石萍和周朴园是形影不离的。
第五，奥尼尔的影响。有人认为，曹禺在中国与其说是易卜生，不如说是奥尼尔在中国，因为他们的境遇更为相似:两人都学习过易卜生，都富有激情，都擅长写悲剧，都喜欢表现人物的命运，都热衷于新的风格和新的技巧，都为自己国家的戏剧事业做出了特殊的贡献。他们都有特殊的地位。奥尼尔的出现使美国现代戏剧走向成熟，曹禺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戏剧艺术的成熟，曹禺不喜欢奥尼尔后期的作品，而是他早期的《地平线之外》，安娜？现实主义作品如克里斯蒂，表现主义作品如《琼斯王》(又译《琼斯皇》或《琼斯皇》)对曹禺产生了重要影响。《地平线之外》是奥尼尔的成名作，主要讲述了两兄弟梦想成为水手，梦想着地平线之外的理想生活，并由此导致悲剧的发生。克里斯蒂主要写的是父女矛盾和一个女人不幸命运的悲剧。曹禺剧作中的、、秋老虎、金等也都是具有强烈欲望和追求的人物。他的《雷雨》《日出》《北京人》《家》等经典剧目也是关于亲人之间的矛盾冲突，而袁野。曹禺和奥尼尔的相似之处主要不是外形上的相似，而是精神上的相似。他们都喜欢用不同寻常的人物命运来吸引观众，也喜欢准确地描述人物的性格和心理，并很好地处理他们的命运。
第六，契诃夫的影响。无论是希腊悲剧、莎士比亚悲剧还是易卜生悲剧，都非常重视戏剧的集中性和动作性，都要求有激烈的戏剧冲突和曲折的戏剧情节。剧中的中心事件往往生活中很少见，人物过于强势，戏剧结构更加紧凑。然而，这种传统的戏剧观念在契诃夫这里被改变了。所以，曹禺读完契诃夫后感叹:“戏剧的世界里还有另一个世界”。在《三姐妹》中，“这出大戏一点也不盘根错节。是一个有灵魂的活人，没有一般的惊险场面。结构很平淡，剧中人物没有起伏。”"他教我理解艺术的乏味。"正是因为他能在平凡的生活中写出生活的诗意，所以他的剧作被称为“生活的戏剧”或“人生的戏剧”。曹禺的戏剧从“戏剧性的戏剧”转向“生活的戏剧”，正是源于他对契诃夫的学习。契诃夫的影响在《日出》中已经可以看出，但他确实找到了探索“契诃夫风格”的新途径
5.《雷雨》等经典剧目的内涵。
这些内容只有通过阅读原著才能真正掌握。阅读的重点可以以《雷雨》为主，同时要多了解《日出》、《原野》、《北京人》。在阅读的过程中(包括阅读前和阅读后)，也可以参考一些相关的介绍和评论。
6.周朴园和祎凡的形象和性格。
《雷雨》中有八个人物* * *:周朴园、祎凡、石萍、周平、四凤、周冲、鲁大海、桂露。其中前三位一度被视为这部作品的主角，也是应该重点关注的三个人物。
周朴园是一个新兴的资本家，既有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思想，又有封建专制思想。他的人格特征主要表现在他与石萍和祎凡两个女性形象的关系以及他与鲁大海的关系上。关于周朴园和石萍的关系及其情感问题，历来有不同的看法。一般认为，周朴园从一开始就只是封建家庭的弟弟。他和石萍的关系充分暴露了他虚伪的本质。他的行为是一个典型的“一开始就抛弃”的例子。他先是欺骗了石萍，然后为了娶一个合适的小姐抛弃了她。直到得知石萍自杀，他才为自己的良心忏悔。但现在人们普遍认为，周朴园年轻时也是一个受新思想影响的年轻人，曾经试图挣脱封建家庭的束缚。为了追求自由恋爱和婚姻的理想，因此，他对石萍的爱是真诚的，但是，正如他家里的觉新等许多封建家庭的孩子一样，他的性格中也有软弱的一面。他无法完全脱离自己的阶级，最终回到封建阵营，背叛了石萍和自己的理想。所以他对石萍的向往不能说是虚伪的表现。不敢面对现实，不想改变现状，也是他的懦弱。通过周朴园与石萍的关系，作者主要审视了他的历史，而通过他与祎凡的关系，则表现了他作为封建专制家长在现实中的表现。他与鲁大海、桂露等人的关系从不同侧面补充了他作为资本家的本质特征。
祎凡和周朴园一样，也是新旧文化的结合。按照剧中的暗示，她是一个“受过一点新学教育的老派女人”，这对于理解这个角色的所作所为非常重要。正因为如此，她渴望自由的爱情，无法摆脱家庭的牢笼，甘愿被周朴园羞辱。虽然祎凡是周朴园明美的妻子，但只有他。第二个是名媛，赶走石萍后出嫁。两人只是夫妻，却没有夫妻的感觉。周朴园在周平和周冲的两个儿子面前强迫她喝药的细节就是证明。在这样一个新老交替的女人身上，作家有意识地强调了“原始的野性”，而点燃这种野性的火，就是五四时期所有年轻人向往和渴望的“爱情”。我们也可以看到，祎凡和大宅门里几乎所有的嫔妃一样，爱上了丈夫前妻生的君子，不是因为她天生变态，而是环境所迫。在她平时接触的人里，没有一个是可爱的。而且她从来没有打算离开家庭(在这方面，她其实没有娜拉勇敢)，也和她是个“老女人”有关。她不想也不敢离开这个家庭。一方面是因为她没有自立的能力(这和社会有关，娜拉的教训是很好的教训)，另一方面是因为她不愿意放弃养尊处优的妻子生活。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祎凡》中，作家并不希望像五四时期的许多作品那样体现“反封建、个性解放”的主题。她与周平的爱情不是为了反封建。除了满足自己的情欲，更重要的是报复丈夫不尊重自己。在她心中，有许多沉重的、不可磨灭的封建意识形态。例如，她非常重视“名分”，即使她爱上了周平，她也有一种想要摆脱的负罪感。对于周冲和四凤的爱情，她也觉得自己不是合适的人，已经是封建婚姻的牺牲品。但是，封建婚姻的标准仍然被用来要求(实际上是杀死)下一代。祎凡的种种表现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个人物并不是曹禺理想中的人物，但编剧对她充满了感情，尤其是对她“野蛮”的原创力量大加赞赏，这显然与编剧自身的生活经历和经历有关。他从小遭受的家庭压抑和由此产生的软弱性格都在
7.曹禺创作的成功与创造力衰退及其人格心理的关系。
有人反对把作家和作品联系起来考察，但我始终相信“文如其人”。要真正理解一部作品，缺乏对作家自身情况的了解是不够的。所以我们在辅导中往往愿意用一定的篇幅介绍作家的生平。曹禺的创作可以证明他以前的成功和后来的衰落。都与他的“个人生活经历和情感体验”有关。《雷雨》等作品的成功，以及后来《晴空》等作品水平的下降，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如果从这种成功与作家性格、心理的关系这一特定角度出发，可以发现他小时候生活的环境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可以说，“家”对于曹禺前期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角色。他只需要几年时间就能构思出一部关于家庭的作品，离家出走将成为他在创作中反复重复的潜在主题。他也会对易卜生、奥尼尔、契诃夫等作家关于亲情、亲情的作品如此痴迷，他会在自己的作品中倾注全部心血去赞美那些不能完全视为社会理想形象的人(除了，还有秋老虎、金等。).只有在50年代身居高位的他，才能把乱伦的情绪(包括母子乱伦和兄妹乱伦)写得如此细腻，如此动情。但他的创造力下降，与他彻底放弃了之前的创作个性和自己的创作方法有关，也是他谨慎的一面处处暴露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