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为什么不忏悔?(2)求解

在日本,大部分人,从甲级战犯到普通士兵,自始至终都认为自己是无辜的。同样是十恶不赦的战犯,德国的汉斯·弗兰克在纽伦堡行刑前说:“千年易过,德国之罪难消。”然而,日本东条英机在行刑前高喊:“天皇陛下万岁!”为什么会有这么根本的区别?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在《菊花与刀》中谈到了罪感文化与耻感文化的区别。罪恶感文化依靠内心对罪恶感的反思来行善,耻感文化依靠外在的强制来行善。在以日本为代表的以羞耻为主要强制力的文化中,人们只对犯罪行为感到恼火。而且,只要不良行为不暴露在社会上,就没必要不安。他们认为忏悔和忏悔只能弄巧成拙。在羞耻文化中,没有忏悔的习惯,即使是对上帝。他们有祈求幸福的仪式,但没有祈求赎罪的仪式。对德国来说,最重要的是在上帝和世人面前忏悔忏悔,从而获得重生;对日本来说,最重要的不是通过忏悔获得宽容,而是掩盖罪恶,以免在世人面前丢脸。在德国公众眼中,二战最突出的事件是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而不是盟军对柏林的轰炸。在日本人看来,最重要的事件是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而不是南京大屠杀和重庆大轰炸。同样犯下了严重的战争罪行,德国人不仅反省自己,也同样反省人性。在基督教文化的背景下,欧美人不仅深刻忏悔,而且对人性有怀疑和责任。但日本人毫无悔意和伦理责任。日本的科技在世界上是数一数二的,但在精神上还是空洞单薄。日本人几乎不可能承认错误。他们最擅长把责任推给别人。为什么日本人那么喜欢用「移魂法」?一方面,他们非常重视面子。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辩称:“日本人非常在意别人对自己行为的看法,但当别人对自己的劣迹一无所知时,他们就会被邪恶所征服。“所以,他们宁愿用一百个错误来掩盖一个错误,也不愿意真诚地承认和改正。另一方面,日本人崇拜权力,为了得到权力不择手段。明治时期的思想家福泽谕吉指出:“纵观历史,日本武士一直遵循着自己人与人之间的条条框框,生活在一个权力重重的环境中,从不以臣服他人为耻,这与西方人珍惜自己的地位、尊重自己的身份、维护自己的权利有着显著的不同。”这种独特的“耻感文化”结合武士道精神,将“不思悔改”推向了极致。日本学者新渡户稻造在《武士道》一书中说:“武士道就像它的象征樱花一样,是日本土地上固有的花朵。.....作为封建制度之子,武士道的光辉在其生母制度死亡后依然鲜活,依然闪耀在我们的道德道路上。“武士道精神是日本军阀悍然发动大东亚战争的内在动因之一。几百年来,日本的军事统治通过武士阶层升华到了崇高的政治和道德地位,完全融入了国家的主流价值观。日本武士道精神和日本武士阶级的形成,既有外在的,也有内在的。日本武士把杀人当作友谊,可以把自杀的人的头割下来,割肚子;日本武士视杀戮为权力,受辱可以自相残杀,不受制裁;日本武士也把杀人当作职业,拔刀收回剑鞘后必须杀人。在日本,只有战斗到底或者自杀才能保全名誉。如果他被抓了,他会名誉扫地。即使活着,也是个“死人”,比死还不如。一位侵华老兵曾说:“日本武士道极其崇高,极其伟大,不可思议。在武士道名剑发出的正宗寒光里,有一种深不可测的力量和神秘,连列强都害怕。“美军攻占塞班岛时,全军覆没4万多日军,岛上还有1万多平民。日军强迫他们自杀。母亲杀死婴儿后自杀,老人们互相残杀或自杀。在《朝日新闻》关于“我记忆中的二战”的随笔中,一位名为Masao Kumai的读者写了一篇文章《我们为什么不反对战争》。文章指出:“有人问:你为什么不反对战争?我觉得是因为老百姓不怀疑国家政策。国民被教育不要怀疑‘上面’做出的决定。“首先,不允许政府向其公民提供正确的信息。根据治安等法令,对军队和政府不利的消息保密,然后修改成对军队和政府有利的消息进行公开。其次,公民不能反对皇帝的命令。天皇是神,超越了国家的存在。皇帝说,当官的命就是我的命。对于普通人来说,军队的命令就是皇帝的命令,所以在皇帝下令停战之前,我们不能反对战争。第三,民族优越感被煽动。战争领导者必须在开战前煽动民众。希特勒的德国煽动德国人民做优秀公民,日本煽动自己永远做天皇统一的世界第一神国。第四,领导人随意强调国家的危机。民族危机的故事不断传播,被煽动的民众信以为真,陷入狭隘的民族主义,成为推动战争的力量,自以为是。日本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是这一套强盗逻辑和战争哲学滋生的沃土。日本学者田中由纪在《隐藏的恐怖:二战期间日本的罪行》一书中认为,南京大屠杀等暴行是由一种叫做“压迫转移”的现象造成的。日军一开始成为军队,就包含了高度的残酷性和危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