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发生了什么？
(米勒点评1928.11.05)
华盛顿会议前夕，日本帝国政府在中国实施了周密的报纸宣传计划。在包括满洲在内的全中国，日本当局控制了大量以英文、日文和中文出版的报刊。站在独立记者的立场上，日本人给他们提供了很多经济援助，否则他们很多人早就倒闭了。事实上，华盛顿会议后，由于日本削减报纸宣传和其他形式的宣传费用，一些这样的报纸和期刊消失了。
日本政府的购买方式分为以下几种:
1.定期津贴。每月或每季度发行。
2.不定期津贴，如帮助报社填补亏空。
3.对亲日作者的资助。
4.给亲日报纸财政资助。
5.间接支持。
截至华盛顿会议，东京当局已在华北、华中、华南、满洲和韩国支援了八种英文报纸和一系列中日报刊。在日本出兵西伯利亚干涉俄国十月革命期间，他们还在海参崴出版了一份俄文报纸，名为《海参崴日本人》。
即使只能得到作者和报纸的“间接支持”，也往往能得到日本政府的介绍信。有了这样的信，你可以从日本公司、工业企业、造船厂、铁路公司和其他大财团那里得到广告和订阅。
这些介绍信从来不会让持有者失望，总是能给他们带来实际利益。因为它们其实不仅仅是一封介绍信那么简单，更像是一个指令，要求这些企业给予某个人或某家报纸帮助，仅仅是因为这个人或报纸对日本“友好”。有了这样的介绍信，上海的一家美国报纸从日本人那里获得了大量的广告费和订阅费，弥补了它的账户赤字——当然，这是为了回报它对日本的“友好”。在另一家上海报纸的易手过程中，日本政府指示横滨正金银银行帮助日本人大量购买该报股份。就这样，一个日本人控制了报社的大量股份，被安插在报社董事会。
只要认识到日本海运公司、大阪商船公司、南满铁路、造船厂、纺织厂、填海公司都得到了日本政府的补贴和补助，也都成了事实上的半官方机构，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些介绍信总是让持有者空手而归。
华盛顿会议后，日本人减少了对日本报纸的资助，清理了无能的编辑和报纸，以便集中财力巩固和加强更有宣传价值的报纸的地位。这种做法甚至受到中国、满洲和韩国的日本人的欢迎。不负责任是这些地方日本报纸的一贯特征。错误的报道和说法从不更正，即使更正，也是用最小的版面和篇幅塞进广告。不注意，没人会注意。如果一个编辑或记者对某人怀恨在心，报纸就会充斥着关于那个人的文章。他们用了这样的写作手法:虽然大家都知道文章在攻击谁，但被攻击的人抓不住把柄，诉诸法律，只能束手无策。
日本外务省通过司法部门和外交机构，可以针对任何问题，将其宣传口径强加给分散在中国和满洲的许多报纸。他们不时召集报纸编辑，暗示他们应该说些什么。有时候领事人员越权，让外交部的人很尴尬。
在中国——当然包括满洲——所有的日本通讯社都愿意接受补贴和补助。现在有一个趋势:通讯社补贴越来越多，报刊越来越少。在日本，国际新闻社曾是日本政府的喉舌。然而，这一地位已被日本联合通讯社取代。在中国，东方通讯社的支持力度最大，有资格进出任何日本政府机构。通讯社一般比报纸更不负责任，但这么说似乎不太厚道。日本支持的新闻机构经常故意夸大“突发事件”，炮制所谓的“观点”。一旦中国发生针对欧美的事件，他们就会抓住机会大肆宣传。但如果发生针对日本的事件，他们会根据日本政府的政策需要，要么讲和，要么夸大宣传。寄给欧美报纸的英文稿件，内容和语气不需要和接受过补贴的中日报纸一致。
当然，和日本一样，在中国、满洲、韩国和日本占领的台湾省也有独立的日本报刊。然而，他们经常面临审查，那些管理报纸事务的人经常被遣返回中国。比如青岛一家日文报纸的主编，就因为敢于批评日本当局而受到这样的待遇。所有在中国的日本记者都必须服从他们的外交部门和警察部门的突发奇想。或许，很少有人知道，英国在华记者受其议会制定的特定法律约束，但日本独立报纸的记者地位更差。如果记者不服从外交当局的约束，他的新闻活动将面临许多不便。作者认识几名记者，他们不仅无法获得当局发布的信息，还被剥夺了其他权利，如被拒绝或被记者俱乐部除名。因为激怒了当局，这些不幸的人就像有犯罪记录一样被到处排挤。在中国生活的日本人，只要知识水平在店员以上，都很清楚其中的猫腻。英语较好的会订阅一些英文报纸了解真相。他们都更信任没有得到资助的报纸。
日本警方不遗余力地取缔报纸，压制已发表的内容。他们总是关注所谓“危险想法”的迹象。在韩国尤其如此。韩国报纸经常被查封，记者每天都面临“违反出版法”的罚款、申斥甚至监禁。甚至从日本邮寄的日文报刊有时也被禁止在韩国传播。读者在日本看这些报纸没问题，但在朝鲜被视为接触“危险思想”。有时候连欧美报纸也不能幸免。因为报纸是独立的，《日本广告人》和《日本纪事报》在朝鲜的基督徒中发行量很大。这些报纸经常因“危险内容”被禁，尤其是《日本纪事报》。
日本控制的英文报纸的编辑方针不同于中国和日本的报纸。比如，英文报纸在鼓吹美日亲善的同时，中日报纸却在进行反美宣传。震惊世界的“二十一条”被揭露后，中国反日民族情绪高涨，这些中日报纸极力将日本民众的愤怒转移到美国身上。但是现在日本人的宣传策略变了，因为日本政府已经意识到很多在中国的欧美人其实都精通中文或者日文。一般日本人认为欧美人看不懂他们的文字。他们自己缺乏语言天赋，所以认为别人缺乏语言天赋。于是，很多在华日本人办的中日报刊直言不讳，经常出错。
至于英文喉舌报纸，日本外务省长期依赖英国宣传人员。我们应该清楚地记得，日本帝国政府的第一位英文作家是已故的弗朗西斯·布林克利上尉，他巧妙地运用了这一宣传伎俩。作为一名优秀的报纸撰稿人和政治评论员，他可以颠倒黑白，把一头鹿说成是一匹马，把锄头说成是一件农具。一位日本政治家——可能是已故的大伟伯爵——说过，“一支布林克利之笔对我们来说就像一艘战舰一样有用”。然而，布林克利是迄今为止日本唯一成功的宣传家。其他人给日本政府带来的麻烦比他们还多。一位从日本政府领取薪水的英国编辑在报纸上公开声称，日本的要求不仅仅是“二十一条”，日本政府应该要求更多的福利；或者像天津的一家报纸，把华盛顿会议说成是“压制日本势力崛起的阴谋”。还有什么比这更愚蠢的呢？
因为屡次犯这种愚蠢的错误，日本外务省最近学聪明了，开始改变宣传方式，试图吸引美国人为其服务。《日本时报》和《邮报》雇佣了一个美国人负责编辑事务，南满铁路在其宣传科安插了一个美国人，日本半官方企业的大部分公关活动也由美国人经营。即使是像伦敦《泰晤士报》这样严肃的报纸，最近也不像以前那样乐于批评日本政府了。它甚至开始定期出版日文特刊——只有天知道他们从日本人那里得到了多少好处。
只要有机会，日本政府就会千方百计取缔和打压独立的欧美报纸和报纸撰稿人。韩国首尔出版的《韩国每日新闻》是一份由英国人经营的报纸，屡遭骚扰和迫害，最后被迫关闭。日本人立即启动首尔出版社来取代它。《日本纪事史》是一部反抗日本警察骚扰的斗争史。有传言称，日本人曾在不同场合向该报所有者、已故的罗伯特·扬慷慨行贿。
但时过境迁，日本政府发现除了假新闻，还有其他手段可以达到更好的宣传效果。比如，通过补贴航运公司，他们满意地看着挂着日本国旗的船只在世界各地游弋；通过补贴本土企业，刺激了国外对日货的需求；通过在中国、满洲、韩国和日本占领的台湾省建立医院和学校，当地对文化工作的阻力变小了...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努力，比浪费很多钱在可疑的报纸和宣传上要有效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