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的风格，在批评中使用微妙和谨慎的词语
孔子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和历史学家。他对历史学的贡献主要是编纂了《鲁春秋》史书。《春秋》是根据鲁历代史官记载的史料编纂而成，当时已经是一部书了。孔子只是重新整理，定稿。这是孔子对历史最大的贡献，他的《春秋笔法》也被历代正史奉为典范。
？一直有这样一句话:“孔子写了《春秋》，造反贼却怕了。”这要从历史的作用说起。记录历史最早的目的是向天、向神、向祖先报告，以求得到他们的保护；或者得到他们的原谅，消除灾难。
向天、向神、向祖先报告的任务，原本是由巫师承担的。在古代，人们认为只有自己才能与天、神、祖先沟通。后来由于需要记录一些事件，就有了负责记录和收集信息的“史”，即专职历史学家，而“巫”只负责交流和报道。
石是一个象形字，一个人站着，手里拿着一块记录板。历史学家记录的内容也叫“历史”，把这些“历史”按照历法排列起来就叫历史。历史学家的职业道德是如实记录，对天、对神、对祖先负责，而不是对统治者负责。当时从最高统治者到普通百姓，都对天、神、祖先保持着相当的敬畏，所以对史家记载的内容也保持着敬畏。当然，当时的人特别害怕被史家记录下自己的不良言行而受到生前死后的惩罚，甚至贻误子孙。
？正因为如此，孔子的《春秋笔法》一直被认为是很严谨的:“一字之赞，荣于中国；一言之窘，严于一斧。”
？孔子编纂《春秋》的具体方法如下:
首先是“尊者讳，圣人讳”。对于“尊者”——地位高的人和“圣贤”——品德和能力高尚的人，要隐藏他们的缺点和错误。敬语的标准是孔子根据他心目中的“李周”和“李周”规定的层次和顺序来确定的。圣人的标准自然是建立在他所认同的价值观之上的。至于禁忌的程度，哪些应该禁忌，哪些不必禁忌，孔子并没有留下具体的标准，只有后人自己才能理解。
其次是“笔是笔，削是削。”如果“忌讳”不够，就干脆把一些内容删掉，该记住的就记住，不该记住的就剪短删了。
孔子重视价值观而不是历史事实。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标准选择事实，可以用，可以不用，甚至可以销毁史料。甚至对于同一个事实，我们可以赞美它，也可以谴责它。他所争取的不是历史事实，而是有利于建立、巩固和宣传自己的价值观，通过修复历史、宣传自己的价值观、谴责自己所面临的处境来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这也证明了历史并不单纯是对过去存在和发生的事情的记录，而是历史学家有选择、有意识的记录。可见，从孔子时代开始，历史可能就已经选择了。下面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Xi公二十八年，即公元前632年，《春秋》有云:“天王就职于河阳。”从字面上就不难理解“天王”就是周王，而“狩猎”现在理解为狩猎，是当时狩猎形式的一种盛大活动。秋冬之交，选个黄道吉日。在仪仗队和禁卫军的护卫下，皇帝或王公贵族们会先去郊外预先选定的地方打猎，然后献祭猎物和准备好的祭品，盛宴招待后返回。选择秋冬之交，是因为秋收之后人们有了闲暇，食物和物资都很丰富，春夏之后动物长得更丰满。河阳(今河南孟州市西北)是靠近黄河的一个地名，离东周的都城洛阳不太远。总之，去了合阳举行周的“狩猎”活动。
但事实是什么呢？
事实上，在那个时候，晋文公的权力已经增长，他想成为一个诸侯霸主。城濮之战后，他想带领诸侯国前往洛阳朝见周襄王，以此来制造他是诸侯国首领的事实。但我担心我的大麻不足以说服大众。于是，他让周襄王离开首都，来到合阳，他带领众臣在附近的建土(今河南省原阳县西南)朝见他。事实上，他要求周襄王认可他的领袖地位。虽然周已经名存实亡，成了傀儡，但他毕竟还有形式上的尊严。晋文公本应带领群臣朝见，但晋文公公然违反制度，让周襄王听命于他，周襄王不得不服从。孔子看到这段历史，认为诸侯从来没有资格称天子。这就是典型的“礼崩乐坏”的例子。这个恶例绝不能留在《春秋》里，周襄王遭受的不幸必须保密，所以才有了这样一句完全不符合事实的话。周襄王受到威胁和羞辱，成了他主动进行的正常活动。
？这种《春秋》笔法既维护了皇帝的尊严，又让理解孔子苦心的后人明白了背后不光彩的事实，所以被后世史家模仿和利用。每当皇帝被称为“狩”，就极有可能遭遇灾难。
比如《宋史》中写宋徽宗、宋钦宗是“二帝北狩”，并不是说他们北狩，而是北宋灭亡后被统治者俘虏，押解到黑龙江五城，最终死在异乡。明史上写明英宗“北猎”是指他出了北京，先被蒙古人俘虏。清朝官方史料称慈禧太后“西征”或“两宫西征”，意思是八国联军进京后，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仓皇出逃，一路跑到xi安。孔子之后，“猎”字已经成为皇帝受难、被俘、离都、受辱的代名词。
同样，被孔子称赞为“好历史”的史家，也不是因为他们如实记录历史，而是因为他们写历史符合孔子的历史价值观。如晋国历史学家董虎记载“赵盾弑君”，实际杀死的晋灵公是昏君暴君。赵盾不得不逃离，因为赵盾多次抗议，怀恨在心，并派刺客暗杀赵盾。在此期间，晋灵公被杀。赵盾曾问董虎为什么被人记住是“杀手”，董虎给了他两个理由:“他不会出境”(他逃了但没出境，所以要负责任)和“他回来后不会求贼”(他回来后没有惩治凶手)，所以赵盾对晋灵公的死还是有责任的。孔子也称赵盾为“良医”，遗憾他因不越界而恶名昭彰，但充分肯定了董虎“杀人”的价值观念。
我们必须用这个标准来理解《春秋》之后的“正史”。新建立的王朝花费大量人力物力编纂前朝历史，不仅是为了维护自身的价值观，也是为了证明这个王朝是命中注定的，具有政治合法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孔子《春秋》的延续。
——据《葛说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