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要客家人迁徙图，是李敏飞根据罗祥林的客家人迁徙理论画的。
原来，上个月康熙皇帝接见各省老人寿宴团时，已经和敖的父亲、87岁的四川老人张娘有了联系。通过这次接触，他了解到，当时各省移民响应圣旨，源源不断地涌入四川，为重大事件开垦土地，使得“四川的不毛之地都被开垦了”。因此，他决定向张鹏奥了解这四次大移民的原因和背景。于是，一封与本课题研究内容相关的《致君主及其臣民书》就这样开始了。
康熙皇帝首先问道，“明朝末年，张兵去了四川，杀得很惨。四川人有没有书记得他们？”张鹏演:“没人记得。”康熙接着说:“我父亲今年已经八十七岁了，张钟弦入川的时候他大概十七八岁。他肯定看到听到了什么，所以我想请他解释一下。”这段对话，虽然只有寥寥数语的一问一答，却有着丰富的史料价值，所以收录在《大清实录》中。这次宠物的遭遇让张家充满了光彩，同时也保存在遂宁的张家族谱里。
很快，张鹏正堂服从命令，按照父亲张骞的口述，做了一份报告，最后向康熙皇帝交了一份答卷。至于是否让皇帝满意，不得而知。然而他的父亲张娘却受到这次进京和圣旨的启发。是时候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记录这次大移民的背景，来填补这个历史空白了。后来他想尽办法，不遗余力，写了一本书，叫《余烬录》。本书以他的生活经历为基础，描述了他从明末清初，从明朝七年(1627)到康熙五十四年(1715)八十多年间在四川的所见所闻。其中，对康熙皇帝特别关心的张据蜀的情况有详细的记载。。
根据余烬的记载，我们可以知道张家是明代从湖北麻城迁到遂宁的。300年间，姓氏兴盛，13室，人口一万余人。但明末四川大乱后，只剩下“三代一宅，百余子仆”。清初又一次灾荒，居民死伤无数，于是“蜀人尽矣”。《烬录》还对清初人口枯竭的原因作了如实的分析:“今计十点:三人死于献贼的屠夫，二人死于摇黄的劫掠者(指活跃于川东的农民军)，二人因乱自相残杀，二人死于饥饿，一人病死。”在他看来，只有30%的四川人真正死在张手里，只有一半的四川人口死在震动黄河的十三支农民军手里。剩下一半人口的死，与张和震动黄河的十三家没有关系。他们死于接踵而来的战争、自然灾害、饥荒和疾病。
到顺治十八年(1661)，清朝占领四川，再统计四川人口时，总户籍人口只有50 ~ 60万。鉴于人多地少，社会急需恢复，朝廷不得不决定从外省招人，自愿到四川屯田定居。于是，元末明初之后，四川再次掀起了移民运动的高潮，这就是“湖广填川”移民运动的由来。
“湖广”是省级行政区划的名称，起源于元代，固定于明代。清朝建立元明旧制，湖广设省，辖今湖南、湖北两省。“湖广填四川”一词正式写作者是清代学者、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魏源(1794 ~ 1857)。他在《论湖广水利》一文中写道:“明季张贼屠蜀，楚次之，江西少患。事情定下来后，江西人人都是楚，楚人都是蜀。于是就有了‘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传言。”《湖广填四川》原为明代流行的一首民歌，生动地记录了明初以来湖广人大量迁居四川的社会现象。魏源用它来形容清初大量外省移民迁入四川的趋势，得到了当时社会的认可。他可能做梦也没想到，他写下的这首歌谣，会在日后的四川、重庆乃至全国学术界掀起一股研究清初四川移民的不大不小的热潮。
自张炜撰写《余烬录》以来，四川的一些文化人物抓住时机，撰写出版了《蜀笔》、《鲁书景》、《蜀龟剑》、《蜀破镜》、《黄书》等一系列书籍，填补了四川人当初“无所不记”的空白。这些书虽然不是直接为“湖广填川”的迁徙运动而写，但也从历史背景上解释了这次大规模迁徙运动的原因。但由于时代的局限和阶级偏见，大多把责任归咎于农民军首领张，都认为这是“张剿除四害”所致。
解放后，新时期的史学家们针锋相对地撰写了许多著作，为推动这一课题的研究做出了许多有益的探索。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四川大学教授率先撰写了学术专著《张杀蜀考辨——兼析“湖广填川”》，具有开拓性价值；四川省社科院《社会科学研究》编辑部主办了“张在四川”学术研讨会，并开设专栏推动这一问题的讨论，对“湖广填四川”研究工作的启动产生了积极影响。后来，从八九十年代到二十世纪初，四位学者出版了许多地方史专著，其中许多都与这段历史有关。比如孙的《清初移民》一书就从选题和？【整理了相关资料。此外，还有《张传》、《清代四川财政史料汇编》、《四川人口史》、《中国人口四川卷》、《四川古代史稿》、《清代四川史》、《四川通史》、《四川历史农业地理》、《四川方言与巴蜀文化》、《四川方言与民俗》、《四川客家》等。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在国内报刊上发表的关于“湖广填四川”的学术论文有数十篇。
纵观这些成果，从研究内容来看，一般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1)立足于明末清初的社会背景，分析了“湖广填川”移民运动的原因，指出“张剿川”的后果只是导致清初大移民的一个因素，而不是全部和唯一的原因。(2)初步探讨了清政府移民政策的性质、特点、过程、阶段及其演变，指出清初的移民政策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政府移民政策的支配下，移民浪潮跌宕起伏。(3)深入探讨了移民垦荒政策下四川的人口、耕地、粮食和城乡经济发展状况，肯定了移民运动在促进四川经济恢复和重建中的重要作用。
(4)对移民社会中的社会组织，尤其是移民会馆的功能和作用进行了初步探讨。
(5)各种文化现象，如民间文学、民俗文化、地方文献、民居建筑等。，在移民运动影响下产生的“湖广填川”也被收集整理出来。
总之，解放以来四川学术界在这一研究领域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他的贡献主要集中在一点，那就是将“湖广填川”的移民运动从一个民歌和口口相传的传说，提升为一个严肃的学术研究课题，使之成为中国移民史和清史中不可或缺的篇章。尽管仍有人怀疑“湖广填川”移民运动是否曾客观真实地存在过，仍有许多未解之谜，但“湖广填川”移民运动作为清初四川的一段重要历史和学术界不可忽视的研究对象，是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
同时也应该实事求是地承认，虽然过去在这个问题上也有不少前人的研究成果，但总体来说，权重不够、质量不高、挖掘深度不够是* * * *的短板。几年前，复旦大学教授曹在《中国移民史》第六卷中，对当时中国“湖广填川”问题的研究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作了中肯的评价。他指出:“‘湖广填川’在清初移民史上的地位相当重要。其意义在于重建了四川这个大省的人口，构成了清初最大规模的区域移民。这里不仅指移民数量多，还指移民来源广。遗憾的是，关于这次大规模移民的史料长期以来没有大的进展，所以以往的论文也仅仅局限于对这次移民运动进行一些简单的描述...有关清代四川移民史的资料少之又少，无法对各地区的移民史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当然不能一概而论。在此期间，尤其是90年代，国内学术界也产生了几部颇具影响力的学术著作，开始从不同方面触及区域迁徙这一根本问题。其中，张国雄的《明清两湖移民》、温蒂的《长江上游社会研究》、刘正刚的《闽粤客家人在四川》、兰勇的《清代四川原住民和移民分布的地理特征研究》等。曹评价说，这些学术著作改变了以往“举例子”的研究方法，“不再用一些模糊的概念，如'多'、'数量大'、'广泛'来笼统地描述四川移民的规模，而是试图解决移民人口的规模和各民族的人数。”
在上述学术背景下，本书进一步将“湖广填川”作为一场大规模的移民运动进行研究，并通过“解读”以专著的形式进行系统表述。这本书与上述作品或类似题材的作品有什么区别？这本书有什么可以贡献给读者和学界的体验？我认为应该有以下几点:
(1)将“湖广填川”作为独立的迁徙运动来研究，是本书的首要特色。
虽然以往的学术著作已经认识到“湖广填川”移民运动在中国移民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但其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大多只是把“湖广填川”移民运动作为一个一般的历史事件，并没有把它归结为一个独立的移民运动。因此，讨论过于笼统和分散，缺乏详细和准确的分析。情况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在一些学术著作中，“湖广填川”迁徙运动只是作为清初四川的一部历史来对待，其内容无非是对背景、动因、过程、后果等一般历史进程的稍纵即逝的扫描。其次，在一些有专题的学术著作中，只把其中的一个拿“湖广填四川”来说，可能在人口、耕地、经济发展、移民政策、社会影响等方面有所建树，却忽略了这场移民运动的发展过程及其与内容的连带关系。再次，许多移民后裔(包括客家后裔)以叙事性作品描述“湖广填川”的历史或移民运动，往往凭借一时的记忆、传说、直觉和灵感，掌握的信息很少，发表空洞的评论，缺乏深入细致的比较和考证，难免流于表面，有失偏颇。正如客家研究大师罗祥麟先生在《客家研究引论》一书中所评论的:“客家人往往凭借一时的记忆或直觉，提出空洞的论点，却无法从书本和各种相关资料中学习，无法用科学的方法和客观的态度去比较，因而无法深入了解客家人南迁的实际情况和途径；特别奇怪的人，往往会做出自相矛盾的说法。”
本书与以往学术著作的显著区别在于，将《湖广填四地》作为一个完整的迁徙运动过程来研究，从而建立了“一乡一迁一居一创业”的观察框架，首次深入移民的家乡，了解移民在家乡的生活环境及其与迁徙的关系。以及移民迁川前的准备(包括心理准备、周密准备、思想准备、路标准备、住宿费准备)、打包、吉祥选择、迁移方式、迁移路线、路上偶遇等。，完整再现了清初外省移民“填四川”的生动景象。
(2)从社会生活史的角度，从微观细节上关照和探讨“湖广填川”移民运动中的下层阶级和平民主体，是本书的第二个显著特点。
清初的“湖广填川”本质上是一场典型的经济移民运动。与历史上那些因逃离灾荒、流放、官游、戍边、经商而生活在四川的人不同，这次移民潮中涉及的大部分都是普通百姓。以普通人为主体的移民史，应该是展示下层社会生活方式的舞台。下层民众的生活丰富多彩，几乎涵盖了社会的方方面面，涉及四川的政治、经济、文化、人口、社会、生态、家庭、宗族等等。所有与下层阶级有关的社会生活事件都与这场运动有关。以往的许多学术著作，以“湖广填川”为题，往往侧重于从政治史的角度观察问题，研究领域大多局限于狭窄的范围，集中于封建王朝和精英阶层的活动。至于这些政策演变背后的普通人的活动，以及下层社会发生的变化，往往很难进入研究视野。
各类移民史著述的基本内容，大多是移民史的概况和以此为基础的综合研究。另一方面，对移民历史概况的研究，重在勾勒移民活动的基本轮廓，即概括每次移民活动的“当时的历史背景、出发地和移民地概况、移民的原因、方式、路线和数量及其对出发地和移民地的影响”。相对而言，微观研究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忽视。
梁启超先生在定义“谁是历史学家？”曾有人指出:“一切历史遗迹都是过去人类活动的停滞痕迹，历史学家只能将停滞痕迹转化为激活——因为结果，其情态得以推演，过去时代的现状得以在今天重现。”在他看来，只有善于“描写文体”和“描写状态”的“真实的历史”，才能称之为“历史的真实”。否则，编年史再好，也只会是“得了血肉，得了骨髓”。以此标准，一部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真历史”，应该是有血有肉，有骨有髓。要产生这样一部“真实的历史”，必须把宏观和微观研究结合起来。
本书在将“湖广填四川”作为一场完整的移民运动来研究的前提下，以移民为主线，重点关注移民自身的生存状态和跨区域迁移过程中移民的具体情态问题，用一些生动而微小的细节来表达，具体回答了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广大下层民众如何“填”四川？移民在填四川的过程中是如何生活的？你遇到过哪些困难？你经历过哪些磨难？等一下。由于官方史书中没有我们所需要的现成历史细节，而民间史料又散落在各种地方文献中，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从生活方式上深化中国移民史研究的价值取向，深入基层和民众生活，很难想象那些能够展现移民社会生动状态的有价值的历史细节能够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本书力图在这方面做一些尝试和探索。
(3)本书的第三个特点是运用大量的文献资料，结合田野调查，对“湖广填川”的迁徙过程和迁徙运动中涉及的重大问题进行阐释和解读，而不是采用过去传统的全景叙事方法，而是采用“解释性”历史的表达方式。
作为清初规模最大的一次区域性移民运动，“湖广填川”涉及到大量的人口、人口结构、人口空间分布、生态自然环境、社会结构和社会面貌。仅仅依靠传统史学的全景式叙事模式，很难把如此复杂的社会历史发展现象和趋势解释清楚。因为以“叙述”为特征的传统史学与以“解释”为特征的新史学有着本质的区别。20世纪，西方史学界发生了一场所谓的“哥白尼革命”，其标志是以法国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新史学的出现，取代了传统史学。结果，“叙述性”史学被“解释性”史学所取代。
所谓“解释”史学是一种基于分析的跨学科史学。这种新史学与传统史学最大的不同在于，它注重研究者的认知功能，要求研究者从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中吸收理论模型和研究技术，如运用社会学、社会人类学、人口学、计量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模型和概念，从而充实自己，构建历史。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借鉴人类学解构生活和田野调查方法的优势，充分发挥研究者自身的认知功能，对研究对象进行实地调查和感知。只有将历史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使历史研究具有人类学的视角，使人类学研究注重历史深度，才能从新的视角理解这场移民运动，建立起不同于以往的研究模式。在这方面，以研究下层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世界而闻名的法国年鉴学派大师伊曼纽尔·勒罗伊·杜拉·里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在他的许多演讲和著作中，他开辟了“一个过去史料不被重视或充分利用的新领域，有助于了解普通人的生活经历及其态度和感受”。
“湖广填川”的迁徙运动，是一部消失了，但仍活在民间的平民的生活史。它曾经创造了一个多姿多彩的移民社会。虽然这个社会早已消融，但在四川的现实生活中却随处可见。对于这样一段失落的历史，仅仅依靠传统历史学的“话语表达”方式是很难还原的。这是因为传统史学习惯于用“合棺”的方式为过去写历史。这种“主持‘丧’的国家话语和权力”的表述，在以平民为主体的移民运动面前，必然难以展现移民运动的鲜明特征和本质。历史学家的责任在于“让历史复活”。所谓“让历史活起来”，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就是“让平民世界的日常生活、连续的过程语境和当事人的思想活起来；让悼词、权力话语变成和平的历史对话。”
学习和借鉴这些新的史学理论和方法，本书在研究思路和表达方法上做了这样的探索:
(1)按照迁徙史的发展线索，先把“湖广填川”的历史分解成几个阶段，每个阶段又分成几个段，再把它们一一提出来进行讨论和必要的探索、说明和解释。所谓解读，主要是指对地方志、族谱、民间口口相传等地方文献提供的相关史料进行必要的鉴别和考证，然后将其置于移民运动的具体发展阶段进行观察，并结合一定的自然、历史和社会背景给予合理的解释。以往地方文献中关于“湖广填川”迁徙运动的史料并不多。但由于过于碎片化，后世很多作品只谈事实，未能整体把握。他们很少把这些史料放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结合当时当地的自然、历史、社会环境给出合理的解释。所以很难让它们成为一种可以理解的、可识别的历史记忆。
为此，本书着重从两个层面进行解读:一是从个体到一般。即尽量将相关的个案资料放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进行分析和解剖，使之成为历史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而不是孤立的事件和个别现象。二是从一般到个别。即根据迁徙运动的发展历程，对某一阶段可能出现的趋势，用一些生动的案例加以补充和印证，从而使历史进程更加丰富多彩，更加有血有肉。
(2)重视从家庭角度研究“湖广填川”。总的来说，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组织是社会的基础。在几千年的历史变迁中，家庭以血缘关系为纽带，通过与地缘关系、利益关系的结合，演变出各种再生形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家庭的发展和演变对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变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研究家庭组织的内部结构、社会功能、发展模式和演变趋势，探讨家庭发展与社会变迁的关系，是人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的重要内容。从家族的角度看，“湖广填川”运动可以渗透到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有助于改变以往重视上层而忽视下层的研究倾向，从而引发进一步的研究。
清代四川的移民社会是在移民家庭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清政府虽然留下了丰富的人口统计资料，但在质量和统计口径上存在一些差异。对于这些人口数字，研究者有不同的理解，所以目前四川移民人口的统计存在很大差异。如果能大规模地从更多的宗族、家族中挖掘出更多、更有用的人口数据样本，相信学者们对清代四川人口数据的猜测也能得到更真实的检验和修正，使现有的猜测建立在更科学的基础上。
由于在“湖广填川”的迁徙运动中，数以万计的家庭从外省迁入四川，我们不可能了解所有家庭的迁徙状况和过程，也没有必要。选择一个合适的对象作为典型代表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鉴于此，本书选取了一个普通的移民家庭——从福建移居四川的陈势安兄弟作为个案研究的对象。
(3)本书根据一般移民家庭和移民社会的发展轨迹，将“湖广填川”历史的解读框架分为三个阶段，解读为本书三章的写作结构:
第一章故乡，主要以个案研究的家庭对象为线索，探讨移民在福建故乡的生活环境和生活状况；第二章，迁徙，主要追溯和还原外省移民迁入四川的历史过程；第三章，创业篇，主要讲述移民到四川后的环境、遭遇和打拼经历。
为了深入剖析“湖广填川”过程中大量外省移民迁入四川的深刻社会历史背景，在第一章中，作者深入个案研究对象的家庭生活故乡——闽西，通过对移民先民迁入四川前的生活状况的挖掘、探究和还原，进一步揭示闽西为何成为清初迁川人口输出地的奥秘。鉴于四川移民史料零散，复原和再现难度较大。在本书的每一章中，作者针对研究对象和具体问题，从众多移民家庭迁居四川的实例中，拼凑出精彩的片段——“历史片段”，为再现历史上“湖广填川”移民运动中的传奇经历和动人场景提供了感人的蓝本。迁居四川的主人公原是陈和兄弟。由于陈无儿无女，抵达四川后不久就去世了，这个移民家庭在本书中被称为兄弟或家族。至于移民迁川后定居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家族人口繁衍、宗族重构和区域社会整合，以及移民社会融入定居社会并逐渐本土化(本土化)的演变趋势等。，本应是《湖广填四川》专题研究的对象，无疑应纳入本书的讨论范围。但由于目前研究不足，有待进一步研究。所以本书只在最后提出问题，来阐明自己观察这个问题的思路。书的具体内容还得留给我目前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湖广填四川》和《中国西部生态环境与社会变迁研究》(编号:04xzs004)。
最后，叙事模式的问题。因为这本书的研究对象是人们感兴趣的家庭迁徙问题，拥有广泛的读者群，这就决定了这本书的写作要尽可能的大众化，贴近大众。但另一方面，由于本书所考察的问题涉及多个学科的知识，不可避免地要对相关史料进行梳理和引用，这不得不增加大众的阅读难度。另外，这种“历史人类学考察”本身就是一种严肃的学术研究，其写作必须注意一定的学术规范。因此，有必要参考奉献的来源进行必要的评论。这些都决定了这本书必然不同于我几年前出版的另一本书——《天下四川人》。
从65438到0999，在《天下四川人》一书中，我以四川人的思想和行为为中心，通过选取性格、外在表现、内心世界、处事方式、为人之道、价值追求、精神气度、人生哲学等方面，对四川人从古至今进行了解剖和探讨。没想到，这本书印了2万册，正式发行两周后发现盗版无数。一部普通的历史著作，引起了省内外众多读者的关注，连续数周登上省市书店畅销书排行榜，甚至成为当时一个不大不小的新闻热点。
《天下四川人》不仅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也引起了我内心的深刻反思。以前不是有句话说历史研究离现实太远，用处不大，所以不受大众欢迎吗？但从《四川人》在世界范围内的出版，我深深感受到读者对历史还是很感兴趣的。他们不需要历史研究。关键在于历史学家能否在内容和形式上拿出读者关注和喜欢的作品。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奎松对此发表过许多精辟的评论。他深刻地指出，正是因为人类关注历史，所以通常才会关注现在的人和现实。所以“历史研究有用没用，有用没用”。自然和历史研究的题材在多大程度上对现在的人和现实起作用，成果的表现形式能否容易被现在的人和现实接受，都是密切相关的。他还从美籍华人历史学家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一书中总结了将学术研究内容与生动表述相融合的经验，并指出黄仁宇的书在中国大陆和台湾省拥有大量读者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他的研究具有鲜明的时代感，表现出相当的现实关怀，能引起许多读者的* * *并在阅读后会有一定的启迪；第二，他的作品表达方式比较通俗直白，容易被有见识的普通读者接受。"
如果说，几年前，我在不知不觉中找到了一点与历史对话的感觉，我把人文关怀寄予了现实，那么，在世界上的四川人作为一种体验已经成为过去的今天，我更应该进一步坚持这个方向，不从现有的起点倒退。虽然这本书在很多方面与前者不同，但作为作者，我们必须努力解决个人利益与历史责任相结合，学术研究内容与生动的表现形式相结合的问题，这就是* * *。只有做到这两个“结合”，才能充分发挥历史学的社会功能，使自己的研究成果有思想、有创见地叙述历史，总结经验，启迪大众，为当下和未来提供借鉴。
为此，本书的写作试图在结合学术和大众读者需求的点上兼顾知识性和通俗性。具体方法是:在基本保持学术风格和学术规范的前提下，写作要尽量照顾普通读者的需求，但在对文本的陈述和分析中，不能做过分夸张的文学描写，以保证对历史的基本忠诚；只是在文章和章节的引言中，适当的放下，加上一些联想和比喻，以加强章节之间的衔接，活跃阅读气氛。是否能被雅俗共赏，还有待进一步检验。请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