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鑫最珍贵的遗产
在重庆读书的时候，放假的时候看到父亲送的一块镀金怀表。我当时真的很想玩，但是我爸爸很认真的对我说:“这表是尹留下的，你不要随便碰。”1932年4月29日，尹被父亲派去虹口公园刺杀日本占领军白川将军。临走前，他拿出怀表对我父亲说:“我的表是六块钱买的，你的只值两元钱。再过两个小时，我就不需要了。我们换一个吧。”他父亲在公交车上看到他，只说了一句“坟下见”——可想而知，那是多么惨烈的一幕！两个小时后，阴成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尹被逮捕，押往东京处死。1945年光复后，韩国从日本挖掘出他的忠骨，日本监狱也归还了怀表。这两块表记录了韩国建国史上悲惨的一页，也记录了前人民族至上的伟大情怀。父亲回国后，他专程去的故乡看望尹。也和尹家的后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几年前，尹唯一的孙子尹柱雄结婚了。由于父亲已经去世，按照习俗，请柬应该由男性家庭成员签名。尹家想到我进退两难，要求以我的名义发出邀请。我很高兴接受了这个请求。尹的婚礼相当隆重，这足以告慰尹在天之灵。
1947年，父亲访问全罗南道首府光州，当地数万民众聚集欢迎。会上，父亲对当年受到全罗南道人民的包庇和帮助表示感谢。他大声问道:“有没有宝城金氏家族的人的后代在场？有就请上来！”结果真的有人上来敬礼。父亲用这种方式感谢每一个帮助过韩国独立运动的人。二战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者回到了他们的岛屿，但亲日派仍然非常强大。康复后，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当局没有消灭亲日分子，而是允许这些人继续掌握一些权力，继续过着奢侈的生活。那些参加过独立运动的人，没有成为国家的政治骨干，甚至无处谋生，甚至连吃饭都有困难，孩子也没钱上学。于是，“亲日卖国三代，抗日革命三代”这句话也流行起来了！那段时间，出于对独立运动领袖的热爱，很多人给我父亲捐款捐物，我父亲什么也没拿。全罗道人民捐了很多金银饰品，我父亲把这些金银饰品全部转给全罗道道士(相当于知事)，让他用这些钱救助灾民。有一次，一个住在夏威夷的同胞送给他一块价值不菲的金表，但两天后它就不在他身上了。我问他，他说:我找了一个抗日革命家的后代，看他们穷得给不起，就把表给了他们。我父亲把同情他的人给他的东西都给了最困难的同志，没有留给自己一点。他被杀后，手提箱空了――所有值钱的东西都送人了。他家四面墙，清廉正直，这是他性格的写照。他没有给我留下一分钱，却给我留下了世界上至高无上的精神财产，那就是永远献身于民族和国家。
回国后，父亲一直致力于南北和平统一，反对各自建立政府。1948年4月，为了国家统一，他不顾一切艰难险阻，毅然北上平壤。过三八线之前，他录下了朋友的一首诗——“不必在雪地里狂走。今天，我在走，所以我会是接班人。”我陪父亲去了朝鲜，在平壤会见了金日成。金日成给了我父亲一份遗礼，称他为“抗日老前辈”。那一年，金日成37岁，我父亲73岁。但是一个月后，南北各自成立政府，祖国处于分裂状态，持续了半个多世纪！1949年6月26日，父亲被亲日极右势力暗杀。一年后，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这是他最不想看到的！
父亲年轻时推崇中国的儒家思想，深受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在我心中，他是一个忠诚的人。他以一介布衣为民族解放跋涉了一生，所经历的一切都是世人无法比拟的。他终于迎来了韩国的独立，让我真正体会到了“匹夫重于国”的意义。他也是一个大孝子。祖父病重时，效法古人，割肉亲亲。上世纪20年代，我家住在上海法租界，生活极其艰难。我奶奶让我爸爸找个工作养家糊口。父亲说:“我永远不会离开临时政府！”奶奶大怒，命令父亲跪下，用鞭子抽打。那时候安重根的妈妈经常给我家送东西帮忙。她看到她奶奶打我爸爸，就说，他也是我们临时政府的官员，你怎么打他？奶奶让他站起来。俗话说忠孝不能两全。在我看来，父亲是一个非常忠孝的人，因为他知道，没有民族的独立，就没有家庭的安宁。如今，北方和南方都尊敬他为伟大的爱国者，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他的远见卓识。多少年来，每天早晨，当我从国家电视台的开场曲的画面中看到父亲的伟大形象时，我仍然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
我叫金鑫，不叫钱。我爸一辈子不爱钱，就给我取名“鑫”，让我老实。我十几岁的时候看过中国的三国演义，影响很大。几年前，我去洛阳的时候，去关林寺拜谒了关羽的寺庙。如果一个人对国家不忠诚，他就失去了做人的起码资格。因为这样的家庭背景，我知道我的一举一动都关系到家族的荣誉。中文里叫“有所为，有所不为”，人家觉得我为国家做贡献是对的；如果我做错了，账不仅会算到我头上，而且人们会说“金九的儿子怎么了”，这将玷污我父亲的名声，让我的家族蒙羞。所以我对孩子也很严格，怕他们在复杂的社会里迷失。现在他们在这些方面很独立，也很谨慎。
离开空军首长岗位的那天，我脱下军装，集合所有的副官、警卫、司机、勤务兵，感谢他们跟随我多年，然后告诉他们:从今天起我就是一个平民，你们不用再跟着我了。现在收拾东西，马上归队。我的下属很难过，但我坚定地告诉他们，马上把公家的车开回去，把公家的电话取下来拿回去。属于公众的一切都不能丢下。我在担任总指挥时批评过一些高级军官侵占公共财产。我认为年轻一代为了国家赴汤蹈火想尽办法占国家便宜是可耻的。我天生不拐弯抹角，所以得罪了一些人，也有人威胁我。面对指责和威胁，我很坦然。只要我在任一天，我就按照制度办事。我卸任后，立即脱离了军队。除了规定的纪念活动，我一般不去部队。我不想干涉别人。多年来，我没有庆祝我的生日。因为父亲在流放期间从来不过生日，所以经常说:“国亡了还有什么生日？”他的下属知道他的性格。有时候，在他生日的时候，他们会悄悄在他面前放一碗他喜欢吃的凉面，或者多放点泡菜，但是不敢告诉他。在这些地方，我向父亲学习。为官几十年，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廉洁、勤政、严谨。如果做官只想谋取私利，负祖宗，愧对子孙，那是最没有意义的。
暗杀我父亲的暴徒名叫安斗熙。他只是被短暂拘留，然后就逃脱了。更不可思议的是，他一年内连升两级，足以说明他的主子是谁。然而，安斗熙过得太苦了，成了人人唾骂的恶人。人们经常找到安斗熙，把他痛打一顿，然后扔下一些钱让他治治伤；他的家人也受到了羞辱，在任何地方都不受欢迎。1993年，韩国国会重新调查了金九遇刺一案，安斗熙被带走问话。他的招供是有人指使的。记者问我如何看待安斗熙自己的命运，我说，他在恐惧中生活了几十年，被世人骂得比死还惨，这不公平吗？有很多人想帮我报仇。我不讨厌这个杀父仇人吗？但我想，如果内乱由此而起，我怎么能在地下见到父亲呢？走父亲的路，是最艰难也是最有价值的人生磨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