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装中体现的社会文化观念
一、清朝服饰统治的加强与民族意识的危机
在物质生活中，衣服和服饰是日常生活中的第一件事，最明显、最充分地显示了人的地位。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对服饰的反映非常强烈，国内外都不例外。在中国，它与礼制相结合，成为礼制的重要内容。历朝历代颁布各种规定的法令，如“公约”、“法令”、“法规”或“车役制”、“服役制”、“丧役制”等，来规范和管理各级的衣冠和戴帽。对衣服的材质、颜色、图案、款式都有详细的规定，不忽略君主、官员和普通百姓的衣服差异，违者将以无礼对待。所谓“中国有大礼，故称夏；有服印之美，谓之华。”(1)这说明我们的祖先自古以来就有着“华夏”之称，有着服饰礼仪的美誉，不仅重视外貌，还包括了一套以服饰来区分尊卑的规章制度，使得严格的等级控制深入到着装和戴帽，形成了中华文明中的服饰统治传统，这是中国服饰制度的特色。
清朝以异族的身份进入中原，满族本来就是游牧武士。他们在军旅生涯中，形成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冠服的形制与汉人有很大不同。清朝建立后，为了湮灭汉人的民族意识，统治者强制推行满族服饰，禁止汉人穿汉服。坚持戴前朝方巾的儒生经常被杀，在各地引起轩然大波。最让汉族人反感的是，他们按照满族的习俗，把额头上的头发剃光，后脑勺留一把梳子，大辫子。有些文人为了维护汉民族的完整，宁愿剃头出家；有的头上画着明朝的方巾，以示不忘故国的衣装；有的起名寿法、寿法，用隐晦的文字表达内心的愤慨。汉族人民的强烈反抗迫使清朝采取了所谓的“十不准”策略，使得民众对剃发换衣的反感有所缓解，清朝的服饰充分吸收了汉族服饰的成果。
以官服为例。马蹄袖、马褂是清代官服的一大特色，但官服上的“补药”直接取自明朝，文官绣鸟，武官绣兽。按照等级的高低，绣上各种鸟兽，以突出官员在功能和气质上的要求。与明代不同的是，这种补丁绣在长衫外面的外衣上，称为“补长衫”或“补衣”。上衣前面是双排扣，补丁也是分两块的。兽首的图案也与明朝略有不同。由于补片缝制在服装的背面，边角的处理更加精细，往往还配以精致的蕾丝，突出了装饰效果。到了明代，黑白帽被清代的花翎所取代，用孔雀毛上“眼”或“目眩”的数量来划分单眼、双目、三尖的等级。官员的官服、制服都是里三层外三层。分别是长袍、礼服、夹克、马甲、补服，重叠重叠。他们还必须佩戴各种韩国珍珠、韩国丝带、玉佩、彩色挂毯、花金盘、钱包香囊等。韩国的珍珠受翡翠、玛瑙、珊瑚、玉石、檀香的等级限制，连丝绸挂毯都是亮闪闪的。服装的档次差分析到极致。女装虽相对宽松，但精雕细刻，所谓“三嵌三卷”、“五嵌五卷”、“七嵌七卷”，多达“十八嵌”。下摆、大裙、裙摆、袖口除了嵌花、卷花外，还布满各种珍珠、刺绣，褶皱处用丝线串联，使鞋底、鞋底看不见。这种重叠的、无处不在的装饰效果虽然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但如此复杂细致的包装，却是服饰精细程度极高的产物，这也使得清代服饰难以发展。
所以清朝对明朝服饰制度的改变，对中国人的服饰是有影响的，但从来没有动摇过中国人的服饰统治，因为在中国人的服饰统治中，服饰不仅是生活消费品，还是尊卑等级序列的象征，也是身份和地位的物质社会待遇。因此，服饰的规则实际上是服装的差异，对穿着靴子，帽子，衣服和配饰有各种繁琐的规定因此，清朝的服饰改变的是形式，而不是实质内容，形式也是为了压制和淡化汉人的民族意识，加强清朝人的统治。正因为如此，清朝继承并强化了华服统治的传统，并将其与民族压迫感融合，形成了清朝的服饰制度。这也意味着，当清朝统治日渐衰落，民族矛盾上升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必然会出现另一场服饰风波。
到清朝末年，这个朝代已经统治了200多年。在漫长的岁月中，满汉文化逐渐融合，习俗相随，代代相传。清朝的服饰得到了汉族的认可，形成了新的服饰传统，但隐藏在清初服饰变迁中的民族意识并没有消亡。当社会矛盾尖锐，阶级矛盾激化时，强迫汉人剃发更衣留下的民族创伤死灰复燃，成为汉人联合反清的契机。太平军揭竿而起，号召汉人“蓄发更衣”反清，对清朝的着装统治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二是太平军“蓄发更衣”旋风和不变衣装统治
太平军起源于贫农。起义之初，无论是领袖还是普通士兵，裙子上都用黄布条作为提醒，衣着寒酸，没有区别。占领武昌后，势力越来越强，出现了马与马服的区别。进入南京后，洪秀全坐上了天庭的宝座，他立即模仿帝制，设置了“礼仪官”。从袍、靴的材质、颜色、长短都按照官职的高低制定了标准，以示等级的区别。各级将领身穿红袍、马褂，包头布的颜色、用料都有严格的等级。官方级别更高，长度一寸。1861年，《秦令条例》颁布，规定:“民间居民所戴之帽，皆以乌班图为制。富贵者为缎绉，自便自由，但不得用其他颜色与有官衔者混。”(2)同时还根据身份规定了石秀、军师、介石、大石、石国、武士、二号、谭华、状元的大衣、袍、靴的样式。士兵服装没有定制。一般是裹头，围巾，外套，花鞋。最值得注意的是蓄发系统长且下垂。
剃头、蓄发、戴冠冠，是满清统治者的官服。太平军首先从这里切入，严令禁止穿清朝官服，要求男人蓄发留须，女人放开。在《田丰秋老虎》的文告中宣称:“中国有中国的形象，使满洲国讲究理发，后面拖着一条长尾巴，把中国人变成了动物。中国有中国的衣服，让满洲里戴了另一顶皇冠，猴冠，坏冠，让中国人忘了根。”(3)认为清官的衣服是“妖衣”，到处撕毁。每占领一个地方，第一个公告往往是储发令，宣布“凡再剃者，杀无赦。”(4)为了不让帽子遮住剃光的头发，太平军的红巾被包裹起来，还下令不准戴毡帽。
清朝的服装在中国流行了200多年。经过几代人的传承，它已经成为汉族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不是每个人都愿意改变自己习惯的东西，尤其是不戴毡帽，引起人们的反感。有些人因为不想脱帽而被打，被示众，甚至被杀。尽管一些人采取了各种激进的行动和抵制，但自愿拯救头发的人不在少数。据同情太平军的李凌对肃州地区的观察，“令我感动的是他们愿意留发，这是太平军和自由的标志。”这也体现在曾国藩的奏折中。可见太平军的服装曾经在南方很流行。因为是与太平军政权相联系的服装样式，随着太平天国的灭亡，这种服装也消亡了，以长毛为特征的太平军就成了“长毛”的称号。
太平军掀起了一股“蓄发更衣”的浪潮，这在历代农民起义中是从未有过的。无论是汉代的黄巾起义，唐代的黄巢，还是明代的李自成，起义时的服饰上也有标记，但从来没有在社会上进行过服饰变革，所以是太平军的创举，只是改变了款式和造型，而不是衣服的档次。洪秀全即位后，立即模仿封建王朝的礼仪，加以运用。维持等级隶属的统治本质上仍然是传统的着装规则，所以太平军的服装改革带有种族色彩，没有改良风俗的意义，也没有机会现代化。
第三，服装的现代化和服装统治的瓦解
服装现代化的启动是以服装改革作为改良习俗的活动开始的，服装管理的解体是其重要标志，这在改革运动中表现突出。
鸦片战争后，西学东渐和早期资本主义的发生，促进了社会观念的变化，人们觉得民智是中国衰弱的重要原因。要延伸民权，就要广开民智，要启迪民智，就要先摆脱陋习和习俗对人民的禁锢，特别是抽鸦片和缠足，这是摧残人民身体、羞辱国家尊严的两大公害。先进知识分子别无选择，只能批判。如果说禁烟还是对少数人陋习的整顿，那么反对缠足将改变几千年的陈规陋习，波及到千家万户，对社会的影响比前者更广泛，意义也更深刻。
废除摧残女性的缠足鞋和蝴蝶结鞋，是女性的解放，是鞋子的改革。以强烈实用的观念看待人们的衣服鞋子，势必会推动服装的变革。早在戊戌变法时，康有为就写过《请禁止妇女缠足折》、《请断其发，改其衣为袁折》，主张妇女缠足不干活；编发长且下垂，不利于机器生产；脱下外套有宽腰带，穿着优雅，不利于各国竞争。在这个时代，要求放开、剪发、换衣，以“符合欧美风俗”，并说:“除非换衣，否则无法改变人心，成为风俗，新政行不通。”这就把更衣作为学习西方文明、推行新政的重要内容，具有启发民智的意义。
缠足不是清朝的祖传制度。顺治二年，康熙三年，两次禁止缠足，但最后还是禁止旋松，连清朝的女人都汉化了，穿上了薄薄的金莲。这种情况说明，改良后的习俗如果没有新思想的支撑，必然会被旧习惯所吞噬。到了清末，维新变法成为社会思潮，反对缠足能够避免满汉民族矛盾，易受伤害。
在统治者的支持下，一些官员还佩戴发饰来表彰放开手脚的妇女，所以比起编辫子，
但是，在清朝是最忌讳的事情，就是把头发弄断，换衣服。清朝初期，汉人被暴力手段强迫剃头留辫子，怎么会中断清廷后裔中的祖制？然而，正是这一缕头发和换上的衣服，成了点燃人民反清斗争的火种。近代民主革命思想是受反清民族革命的启发而产生的。明朝亡后，屈辱汉人亡国之痛在晚清民族矛盾中升级。“我真的很讨厌毁了我的衣服，为明朝收拾我的窝。”(5)“隐忍使国服，而降夷狄？领军中原英雄，还我河山！”(6)被视为清朝国家象征的辫子，成了诅咒的对象。“欲除满清之障，必去满洲之形。”(7)“猪奴”“半僧”“辫发左颈丑”一度几乎成为满排仇恨的口头禅。当革命矛头直指满清统治时，破发换衣成为动员民众支持革命的最有力号召。直到辛亥革命后，1912年3月5日，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下令全国剪辫子。他还强调:“满人窃国易，迫编之制，为鱼俗所知。当初高适仁义不屈，死的从容；或者在今年剩下的时间里逃到小溪里。.....今天满清朝廷回复了，民国成功了。我所有的同胞都被允许清洗旧的污染，成为新国家的人民。”“为了消除习俗，蔚为壮观。”
这些言论虽然都充满了强烈的民族情绪，但并不是简单的反清复明。有识之士超越种族偏见，从改变民族心理的角度宣传编发的好处:“夫编发为事，即不必计其非汉制而受辱于外人，即以问题论试图捧十人而定性。我们有这个编发，那我们的日常活动呢？”不方便的时候我能决定十有八九是。“(9)虽然改变这种300年的习俗会遇到旧习惯势力的种种阻碍，但这种便利的实用价值最终会导致满汉居民抛弃旧习惯，选择剪辫子换衣服的行为。
以剪辫子换衣服为契机，批判封建主义，笑着骂着，很神奇。着装规则体现在官服上，清代也称补服，即在上衣正反面各绣一块补丁，以示官职和道德生活的不同。有文章反其道而行之，说文官之所以如此消沉，是因为武官不能抵御外患，却能杀死同类，导致国家大事恶化，民心渐分。这正是官方系统所做的。不信可以看看大家的衣服:公务员的补服有仙鹤、金雉、孔雀、云烟等。这些鸟或示隐居，或保持清静，或容止闲散，或供城市把玩，这显然是纵容偷闲溺职，愚弄百姓；武官的辅服都是狮、豹、虎、熊、虎之类的，面目凶恶。设置这些官员治理百姓，实际上是以禽兽待百姓。(10)有的把袍子从头到脚嘲讽了一遍，说红顶是人血做的，里面有无穷的鬼。如果放在头上，胜过虎狼十倍；朱超，又称奴隶圈，挂在脖子之间，它的人民永远是奴隶；马蹄袖，表示你在竭尽全力向主人求饶；靴子是专门为保护脚而设计的。当你穿上它们，你可以跪下来跑一整天。(11)这种和谐而又充满战斗性的谈话，在辛亥革命前夕不断见诸报端。因为它以人们习以为常的官服为目标来传播革命思想，所以更容易被大众接受，使人们在破发换衣的行动中接受了一次反封建的教育。
20世纪初，随着清朝的覆灭，形成了自发的群众运动，如火如荼。武昌起义前，一些爱国青年自发剪掉辫子，脱下干净衣服。“革命，革命，剪掉辫子反抗朝廷(12)成了流行的歌谣。广东宣布独立的时候，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抢着剪辫子，一天有20多万人。在钟山县，编织俱乐部相继成立，并深入到农村小城镇，编织成为中国人的盛大节日。徐锦程在《民国野史》中记载:“无数汉人兴高采烈地剪掉这种奴隶象征的辫子，有的还迷信。他们提前选好吉日，祭拜祖先，然后庄严地斩断。也有很多人在当天剪辫子，放鞭炮，办公宴庆祝。“有报纸指出，民国成立后，在政治制度、国体、官制、礼仪、历法、刑名、娱乐、居住等方面发生了诸多变化，其中以服饰变化最为迅速和广泛。一时间“新装盛，羽毛未丰，头发被剪，辫子被扎，云被盛，马被落，爱国帽被盛，瓜子被盛，爱中国被盛，女被亡，脚被盛，脚被枯，鞋被盛，鞋被亡。“(13)焕然一新。
剪辫易服是在反封建思想指导下的习俗改良，不同于元变和历代易服。历史上，衣服的变化改变了形态，但不变的是伦理道德和等级制度。即使是来自下层的农民起义也不例外。太平天国的“蓄发更衣”，从衣服上维持上下级的等级差别，与清政府无异。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近三百年的清朝，结束了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作为封建统治，礼制也随之崩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明确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不分种族、阶级、宗教，一律平等。”用于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服饰统治，也因其不平等而被禁止。民国初年颁布的《服装制度》规定，所有官员，不论官阶高低，一律以西服或燕尾服为大礼服，西裤为西裤。制服可以用西服或长袍，葬礼时手臂上戴黑纱。女装，上面是双排扣衬衫，下面是裙子。这种役制打破了等级制度，不分等级，所以虽然是官员的制服，但在生命权的平等上起到了表率作用。即使是法庭上的老人和年轻人也必须遵守服务制度的平等原则。记载“前朝官服官服，都放在朝廷内外的架子上。”(14)真正杜绝服装伦理政治化观念的，是孙中山提出的服装生产四原则。他在给中国国货维护协会的回信中，要求制定服装款式，指出:“这些服装款式的要点是适合卫生，便于移动。”哎？秤说明了！？15)这使得每个人都不得不守衣，摆脱等级制度和政治伦理的干扰，促使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着装规则彻底瓦解，以卫生、实用、经济、美观的理念制作和选择服装，使服装符合现代文明。这是中国服装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
第四，展示个人自由的窗口
辛亥革命的成功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以民权平等为核心的民主思想取代了封建思想，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一指导思想的确立宣告了封建文化模式的终结，等级序列结构的解体，伦理与生活方式的融合，服装消费不再有身份伦理的制约，也回归到了人们生活选择的自由。虽然人们因财富的不同而不能真正自由选择，但用金钱取代权力的主导地位，进入商品市场进行平等交换，是人们摆脱地位束缚所能获得的最广泛的平等权利，这为个人自由在服装领域的施展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因此，盛行于西方世界的服饰文明在中国的迅速传播和实施，是社会变革的结果，而国门打开后洋布、洋服、洋货的汹涌冲击，在中国引起了反响。
中国第一个穿西装的雍正帝，至今还在故宫保留着他的画像。这就跟欣赏钟表一样，是统治者追求新奇和性的心理，没有任何社会意义。干嘉时期，洋装开始在中国出现，人们秘而不宣，无人模仿。鸦片战争后，洋货在中国倾销。最初，洋装出现在开埠的广州和香港。女人们穿着欧式皮鞋，戴着曼彻斯特头巾。有些买办也穿洋装，但在文人中是独一无二的。19结尾，如果有人提倡“易服”，那无异于把世界换成了夏天，这是世人所不能接受的。宋树立试图从着装方面营造向西方学习的氛围，认为改革“必须从改变考试顺序入手”。他将夷服视为更官僚的制度，改变审判秩序，设置众议院的前堤，这在当时是令人震惊的理论。他说“与人交谈三遍，仍是自然；刚开始讲的时候(按:易服)会不捂耳朵走开，怒目而视，认为极其可笑，以教罪人闻名。”(16)中国最早去美国留学的幼童，因为辫子被美国小孩嘲笑，于是剪了辫子，换了衣服。1881年下令退出中国，穿西装成了重大罪名。驻英大使郭松涛因御寒穿洋大衣被弹劾。
然而，禁令和弹劾都无法阻止正在发生的变化。嘉庆年间词已“纱袍色为米水，袄上洋毡胜于貂”国外的地毯、绉布等机器生产的国外面料，有的厚重细腻，有的轻薄柔软，优于国内自制的家纺布，质感极佳，由于不涉及服装的造型，早就引起了国人的兴趣。19世纪中叶，根据英国蓝皮书，在福州，“几乎每三个人中，就有1个人穿着我们的一些纺织品。这一论断被中国经济史学家的研究(17)认为是夸大其词。但不可否认的是，西方看到了中国的广阔市场，通过各种手段掀起倾销狂潮，以物美价廉的优势占领中国市场。倾销最多的洋货是洋纱、洋布、洋火柴、洋油等。，都是与衣食住行、能源相关的生活必需品。仅服装材料就有洋布、洋丝、洋缎、洋呢子、洋羽、洋绒、洋羽线、洋被、洋地毯、洋花边、洋毛巾等。(18)，令人眼花缭乱。以上海为例。1871年进口国外面料13万，1899年增加到17万。”在内地的大通商口岸和城乡，10个人中有23个人穿大衣服，10个人中有78个人穿洋衣服。“(19)大量的商品导致了人们消费习惯的改变，精细有光泽的洋面料成为人们进入千家万户的时尚材料。
面料质地的变化也促进了服装风格的变化，轻薄合身的连衣裙逐渐赢得国人的青睐。19年底，穿洋装还是一件很大胆的事。到1903年初，广西梧州中学总教师胡允许学生在大年初一穿洋服迎接孔孟。(20)但还是很少。真正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的是军队的服装改革。从1904回来的留日学生建议军队把他们的辫子从实战中剪掉，得到了一些军人的响应。报刊纷纷宣传鼓励。1905期间，段方出国考察，随行人员有一半剪掉了辫子，包括翰林、道孚、教师、军人。1906，新军为了方便戴军帽，率先摘掉了辫子。一度“在军事领域掉辫子的人不计其数”(21)。训练部不敢公开改祖制。拖着辫子去训练，负担很大，只好采取折中的办法，下令把辫子放在军帽里。“不允许擅自砍。”(22)新军中有许多学生在日本留学，他们没有注意到这个顺序。剪发人继续，对社会影响很大。1906天津警察受新军影响，砍了三分之一。(23)从部队到社会，互相督促剪辫子穿礼服是不可抗拒的。
观念的转变，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促成了洋装的流行。本来民主思想的传播激发了人们对西方文明的向往。人们痴迷于自然人权、自由平等的理想，认为这种理想所确立的生活方式代表了社会进步的方向。谁接受了西方的习俗，谁就是文明的、改革的，否则就是保守的、顽固的。服饰已经成为西方文明的象征，备受人们推崇。湖北学生圈的一篇文章宣扬西装精神在于轰轰烈烈的战斗，有独立的气息，没有奴隶的根。穿上它可以激发工匠精神，擅长外交，强兵强大，从而夸大了随意着装的心态，反映出崇洋媚外已经成为一种汹涌的社会思潮。